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免職調查。財經作家吳曉波近日撰文《宋林的悲劇》,“哀一代為國服務的商業精英群體”。筆者無意對文章觀點進行辯駁,只是對文中提及的國企老總“三無情緒”彌漫頗為關注。
文章說,一位央企領導人曾自嘲是“三無人士”——無存在感,無論企業管理得多優秀,都得不到民眾和社會的認可與尊重﹔無兌現感,無論經營業績有多出色,都與自己的收入不匹配,與同資本等級的民營企業家相比更是判若雲泥﹔無安全感,隨便任何人都可以“實名舉報”,坐車、吃飯、旅行、收受禮物、與異性合影,凡此等等都可能被“一票擊殺”。這番雖略顯矯情但袒露真情的話,算是說出了當下很多國企老總的心聲。
既然說者有意,我們聽者也得有心。這種哀怨透露出一種酒足飯飽之后的“居高臨下”感。殊不知人家民企老板的日子是何等的艱辛。民企,多哪一個不多,少哪一個不少﹔其兌現感是與其生存、生活休戚相關的,縱然血本無歸也不會有人兜底﹔其安全感更是虛無縹緲,俞敏洪遇劫、宗慶后被砍折射民企老總安全困境。拿民企與國企比,無異於光看見人吃肉,沒看見人挨打。如果真要這些國企老總到民企去,他們願意嗎?他們干得了、干得好嗎?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很多國企老總就像溫室裡的花朵,壓根就沒經歷過風雨,民企老板卻是在市場的風浪中摸爬滾打起來的。壟斷性國企的盈利能力靠的不是老總的管理能力。競爭性國企老總的管理能力固然左右企業的效益,但與民企比不是決定性因素。脫掉國有的外衣,國企老總還能在商場縱橫捭闔嗎?
至於國企老總哀嘆得不到民眾和社會的認可,那先得檢討自己的社會責任感。有的國企用一紙霸王條款綁架消費者,有的國企為了一己之利破壞環境,有的國企盈利了自己分、虧損了向國家要補貼,如此種種,還指望社會認可,豈不是低估了民眾的智商。人們對國企隻有天然的崇拜沒有天然的偏見。干得好的國企老總必然得到社會的尊重,海爾張瑞敏的收入沒有華為任正非高,但兩者聲譽不相伯仲。
人們對自己境遇或待遇不公平的抱怨總喜歡以己之短比人之長。要比也行,比收入之時還得比付出、比風險。近日,作為央企的保利地產廣東公司董事長余英在微博“吐槽”:“萬科董事長、總經理的年薪大約是1500萬元,保利地產大約200萬不到300萬元……不比了,傷心了。”這讓普通百姓情何以堪啊!
“三無”哀怨,其實質的訴求,無非是要安全地享受名利。天下哪有這等好事。那些被舉報的老總,開豪車、喝好酒、玩“小三”、收巨禮,肆意揮霍公款,還曾妄想人民不監督?若不是屢屢的實名舉報,宋林也許還在風光。宋林的悲劇是其個人的悲劇,國企老總的“三無”哀怨純屬自作多情,我們大可不必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