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究責刑訊逼供，要回到立法原意

　　■ 觀察家

　　在重慶打黑落幕逾兩年之后，終於有了兩起刑訊個案。追究刑訊不易，選擇性追究又不公。希望重慶的依法究責，不會止步於個案。

　　重慶，打黑落幕逾兩年，對濫用警權的司法追訴剛剛開始。據《南方周末》報道，2014年4月底，兩起打黑期間警察涉嫌刑訊逼供、故意傷害的案件，將在該市兩個基層法院相繼開庭。至少4名民警將出庭受審。

　　被起訴的4人分別是：重慶市長壽區公安局民警苟洪波、但波、鄭小林，以及重慶市公安局沙坪壩區分局民警吳炯。前3人被控參與對民企老板呂劍的刑訊逼供，后者被控參與對警察王勇的刑訊逼供。但引人注目的是，鄭小林被控犯刑訊逼供罪，而苟洪波、但波卻被控犯故意傷害罪。這在因刑訊逼供而被追訴的個案中頗為罕見。

　　當然，被控刑訊逼供罪還是故意傷害罪，都能找到法律依據。刑法第247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証人証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如果刑訊致人傷殘、死亡的，則參照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從重處罰。依此規定，前面的普通罰則與后面的從重罰則相差甚大。

　　刑法如是規定，自有其內在邏輯。刑訊逼供的方式很多，輕到強光照，不給飯吃等，重到各種極富想像力的傷害。就以打人為例，如果通過“打”來刑訊，隻被判處刑訊逼供罪，那就會形成與故意傷害罪之間的巨大落差。一個無法回避的質疑在於，難道警察在訊問中打傷嫌疑人，就不叫故意傷害？如不能定性為傷害，刑訊逼供罪就可能成為一張合法的逼供証。因為這樣的罰責實在太輕，甚至不如普通民眾之間發生的故意傷害。

　　警察作為執法人員，本應以維護法紀、保障人權為己任，而暴力逼供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訊問方式。它不但侵犯被刑訊者的人身權，更傷害了司法公正。絕大多數的冤假錯案中，都伴有刑訊逼供﹔而相當數量的刑訊逼供，並未被追訴。就算有的冤假錯案在種種因素之下，啟動了司法究責程序，對刑訊逼供者也多控以刑訊逼供罪。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蘊藏著極大的操作空間，比如常見的“緩刑”。易言之，好不容易啟動的對刑訊的究責，多數均選擇在“刑訊逼供罪”裡從輕，而極少被置放在“故意傷害罪”裡“從重”。

　　要在刑訊問題上實現“罪刑一致”，那就必須回到立法原意。“刑訊逼供罪”的設立，僅是針對那些尚未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輕微暴力取証行為——致人傷殘或死亡都不能按此定罪量刑。司法若對刑訊輕縱，事實上會鼓勵刑訊的普遍發生。

　　在重慶打黑落幕逾兩年之后，終於有了兩起刑訊個案。然而，當年大規模“打黑”是否隻有這兩起個案，如果不是，其他案件是否也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一位被追訴民警的妻子甚至抱屈說，“如果鄭小林是犯罪，那麼幾千民警都是犯罪。”追究刑訊不易，選擇性追究又不公。希望重慶的依法究責，不會止步於個案。

　　□王剛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