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一場辯論賽的余音

　　學生搞了一場辯論賽，筆者忝列評委。論題是“大學生創業”。正方持論：大學生創業利大於弊﹔反方持論：大學生創業弊大於利。雙方進入“攻辯”環節，正方二辯向反方拋出一個問題：如果如反方同學所認為的“大學生創業是弊大於利”，那麼國家為什麼還要出台政策鼓勵大學生創業呢？反方啞然，全場鼓掌。最后，正方勝出，二辯這靈機一問，功不可沒。

　　姑且不論這裡的“國家”其實應為“政府”，正方二辯的這一問題，背后的邏輯其實不能成立，因為它隱含了一個未必能夠靠得住的預設：凡是國家（政府）制定的政策，肯定不會錯。那麼試問：當年的“大躍進”是不是“國家政策”？“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國家政策”？即使是國家政策，也並不因為其源自國家而具備了天然的合理性，國家政策正確與否，同樣要經由實踐來檢驗，不是嗎？具體到所謂的“大學生創業”，如果政府確有“鼓勵大學生創業”的政策，那這項政策正確與否，可行與否，均有待實踐來檢驗。

　　小平同志曾說，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即意味著改革就是一步一步地試錯﹔溫家寶說“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大前提就是國家（政府）制定的政策有可能出錯。如果凡是政府的決策肯定不會錯，那麼是不是在陽光下運行也就無關緊要。

　　漫長的專制使“奴隸心態”、“順民心態”幾成一種集體無意識。君王都是“天縱英才”，怎麼會有錯？“朕即國家”，錯了又咋的？於是永遠是“君王聖明，臣罪當誅”。林彪當年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后來的“兩個凡是”，確是合乎“邏輯”的歷史發展。批倒、批臭“兩個凡是”固然是開啟了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但“凡是思維”依然是不少國民心中難以撬動的心理板結層。

　　其實，即使是現代民選政府，依現代政治理論的觀點看，也是民眾眼中的“假想敵”。林達女士“近距離看美國”系列論著的第一本就是《總統是不值得信任的》，這樣的書名在中國人看來怪怪的。但正是因為總統包括總統領導下的政府是“不值得信任的”，所以制度才顯得尤為重要，通過制度設計把總統和政府的行為暴露在陽光下。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政府是“用來相信的”，毋寧說政府本來就是“用來懷疑的”。

　　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對權力的尊崇是我們從幼兒園階段就開始接受的熏陶和影響。哲學家卡爾·波普爾說：“崇拜權勢是人類最壞的一種偶像崇拜,是牢獄和奴隸時代的遺跡。”權利來源於權力，或者根本無權利可言，是專制時代的重要特征。權力人物說：“要讓人說話嘛！”“說話”而需“讓”，這意味著，“說話”的權利不是什麼“天賦權利”，而是來自權力的賜予﹔權力既可賜予，也就可以收回。

　　國家的“權力”（Power）來源於民眾的“權利”（Right）而非相反，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既然權力來源於權利，對民眾權利的保障就是權力的當然之任，權利不僅不需要尊崇權力，相反，要看護好（監督、制衡）權力，防止它忘本、傷人。習近平所說的“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即是對現代民主政治的精當而形象的概括。

　　其實，漢語的“國家”在英語中起碼有三種表達式：country（地理意義上的國家）﹔nation（民族意義上的國家）﹔state（政府意義上的國家）。要說“愛國”，那麼愛的是country或nation，還是stat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