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民族魂的建構

今日之文壇，戲謔加調侃的“玩文學”，奪人眼球的商業化寫作，“官場升遷黑幕”和“職場競爭指南”的行銷，“穿越文學”、“玄幻文學”的凌虛高蹈，乃至一些年輕作家的作品中充滿對各種奢侈品牌和艷羨心態的書寫，都不為鮮見。在更內在的層面上，則是各種嘲弄和顛覆人類優秀傳統和價值觀念的解構性寫作，在某種程度上都成為一種流行，似乎真的進入了上帝已死，眾神狂歡的極樂王國。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在時代充塞著一股戾氣和破壞性心態的情境中，倡導文學的積極的正面的建設性，鼓勵支持那些在熙熙攘攘的喧囂聲中，有底氣有正氣的建構性作家和作品，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命題。

說起來，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破壞容易建設難，這是一個看似淺顯，落實起來卻相當不容易的道理。唐代文人杜牧的《阿房宮賦》，竭盡全力地渲染阿房宮的壯偉浩大，和建造的艱辛，最終卻落得“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數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浩大工程，經不住一天或者數天之內的毀滅之火。比物質財富的毀滅更可怕的是精神價值的顛覆。中國文化是幾千年間凝聚和澱積而成，它講重義輕利，“仁者愛人”，講“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講“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這樣的至高的人格標准，也許難以全部實現，但它確實形成了一種主導性的品評人物的價值尺度和努力方向。同樣地，中國的文學長河源遠流長，它對於民族的精神塑造和審美熏陶，功莫大焉。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成為后人九死不悔地追尋真理的座右銘。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支撐了歷代文人的嶙峋傲骨。謝冕先生在《理想的召喚》中說，“一個普希金提高了俄羅斯民族的質量，一個李白使中華民族擁有了千年的驕傲，一個梵高使全世界感受到向日葵憤怒而近於絕望的金色的瀑布，一個貝多芬使全人類聽到了命運的叩門聲”。

更為重要的是，文學具有凝聚人心、喚起民眾的重大意義。近代中國的歷史，波瀾壯闊，跌宕起伏，每一次的變化，都牽動億萬人的身家命運，都給民族和個人造成巨大的沖擊和挑戰﹔時代風雲的消長，社會心理的變遷，情感方式的移易，價值尺度的嬗變，以及個人接收到的豐富多彩的時代信息，都激發了文學的靈感﹔作家身為現實中人，他對生活對歷史的體驗和思考，也都深深淺淺地化解在他的創作中。國家、民族、時代的走向與自我覺醒、個性解放的命題，社會現實與階級、階層、性別的地位變動，城市化進程中水泥森林裡的生存困擾與崩頹中的鄉村大地的無望尋找，悠久的農業文化傳統與現代性的交匯與沖突，歷史大轉型時期所特有的和偶然的、無可回避與人為造成的種種苦難與悲愴，飛躍與墜落，喜劇與悲劇，血淚與榮光，一幕幕宏大瑰麗的或者荒誕滑稽的演出，以及社會現實折射在人們心頭的精神的、倫理的、情感心靈的巨大撞擊和進退抉擇的重重矛盾，構成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宏大圖景。20世紀初年，梁啟超在創辦《新小說》雜志之時，就明確指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宏觀而論，這一論述在百余年的文學進程中，屢屢激起巨大回響，賦予了新文學與民族共命運、為時代發新聲的獨特品格。魯迅刻鏤的率先覺醒的“狂人”，郭沫若暢想的浴火更生的“鳳凰涅槃”，沈從文張揚的野性蓬勃的湘西風情，曹禺呼喚的洗滌舊世界罪惡的狂暴“雷雨”，光未然歌頌的與驚濤駭浪搏斗的黃河船夫……直到蔣子龍刻畫的大刀闊斧推行改革的廠長喬光朴，張煒描寫出來的在歷史的沉重反思和《共產黨宣言》的反復閱讀中尋找精神路徑的隋抱朴，都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對於時代前驅的積極建構和熱烈頌揚。

反觀今日，對文學的精神價值的顛覆，伴隨著現實生活中價值觀念的混淆和消解。可喜的是，我國新近一批富有責任感的優秀作家創作的優秀作品中，表現出作家自覺的道義承擔和現實關懷，寄托了作家的理想和希望。願我們的文學，在這些優秀作家作品的引領下，為民族魂的建構，發揮更大的作用。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