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5家民營銀行試點方案確定,在10家被銀監會圈定為發起人的民企中,萬向、華峰、均瑤、正泰、阿裡等浙江民企佔了五席。在全部10家民企發起人中,此前呼聲最高、最受輿論熱捧的互聯網企業和電商企業各佔一席,而制造業民企則佔到了六席。這樣的試點安排所折射出來的政策導向,值得社會各界尤其是市場人士做點“有益的思考”。
國內不少媒體把民營銀行終於開禁視為本次全國“兩會”所呈現的最具改革含義的“實貨”之一。上述判斷雖說很為深化金融改革提氣鼓勁,但判斷本身卻並不能成立。其實,早在1996年,隨著民生銀行破繭而出,國內重新開辦純民營銀行的先河即已開啟。事實不易抹殺,溫州人溫邦彥是當年入股民生銀行的嘗鮮者之一,他入股100萬元,前三年回報率無從談起,導致許多民資相繼“出逃”,可隨著中國經濟大盤越做越厚實,溫邦彥后來所獲超額回報以股本金的百倍計數。
有人也許會說,民生銀行只是個案,明顯缺乏代表性。可筆者想說,這話放在5年前的內地省份講也許確實如此,可放到“改革大省”和“市場大省”的浙江,誰要這麼說定會招致業界人士之笑話。
有了民生銀行開先河,2002年3月,浙江台州8家城信社改制為台州市商業銀行,這也是浙江省首家民營銀行。同年7月,浙江8家城市商業銀行對民資開放,后經數次改制均成為徹頭徹尾的地方民營銀行。閘門一旦開啟,民間金融“洪流”勢不可擋——2004年4月,更大體量的浙商銀行降生,開張之初,民資佔總股本的比例就高達85.71%……
據浙江省銀監局官網的公開數據,截至2012年,浙江156家地方銀行中,民營資本佔總股本的比例為74.08%,其中的40家地方銀行百分之百由民資持有全部股份。
由此,不妨假設一個問題,即浙江現有40家百分之百由民資持股的地方銀行是不是純真的民營銀行?毫無疑義,甭管是哪個流派的中外金融學者來回答這一問題,答案都隻有一個,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是”!不僅僅是浙江,全國各省最近三四年,通過改制擴股方式興辦的地方民營銀行皆可用“雨后春筍”加以形容。這幾年筆者就多次往返內地多個地市,為當地城商銀行、農信社增資擴股作民營化改造“解放思想”。
既然民營銀行在國內已形成相當規模和相應的“集群”,為何包括銀監會和央行在內,最近兩三年都在一本正經強調要開展民營銀行試點,並將其列為深化金融改革的一項主要即期任務呢?解疑釋惑,在本次5家由銀監會開禁的民營銀行之前,所有已開業多年的民營銀行,在其組建之初,均由當地某一家已正常經營的地方法人銀行作為主發起人,而真正出資辦銀行的民企或自然人卻不能充當民營銀行之發起人。這一情形,猶如民企出資建海輪,而船長則由地方銀監機構聘請,並首先對地方銀監機構負責,而非首先對出資人負責。說得更形象點,好比一對男女生了孩子,鄰裡也都認定他們就是一對夫妻,卻始終沒有夫妻之法定名份——因為結婚証上始終寫著別人的名字。
通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其一,民資出資辦銀行,法人代表由政府指定的滑稽戲之所以上演這麼些年才被終止,關鍵是政府對民企出資人不放心,對防控金融風險心裡無底﹔其二,本次民營銀行正式開禁,其性質相當於一對夫妻與結婚証之間已能做到証與人完全相符了。
另外,受輿論多年誤導,許多人包括許多民企法人,仍盲目深信眼下開銀行依然能夠賺大錢。實際情形是,理想很浪漫,市場已骨感——早個十年八年興辦銀行,雖沒有“正式夫妻”名份,但的確能夠賺大錢。現如今,尤其是最近兩三年,國內新開銀行數量可與新增電影屏幕比肩,銀行利潤回歸三百六十行之平均利潤也就在今明兩年之間。所以,行將開張的諸如“阿裡銀行”、“騰訊銀行”若能抱定一顆賺取“平均利潤”之心,假以時日,也許能成長為參天大樹。如果心急火燎欲抱“金娃娃”,那結果一定適得其反。
錢塘人(上海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