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但願“審查者”不僅在兩會當“被告”

　　平常讓人敢怒不敢言的“審查者”和“審批者”成了挨批的“被告”，是兩會的一道風景。兩會很像“日常政治”劇情的反轉和逆襲，平日在權力面前戰戰兢兢的被審批者們揚眉吐氣，痛斥手握大權的審批者平日種種行為。

　　政協委員馮小剛作這番發言時一定會覺得很解氣，他說：拍《集結號》時，差一點被槍斃，因為有人給它扣上了“炮灰論”，說宣揚戰爭犧牲者就是宣揚炮灰主義。這一頂帽子扣上后，風險就大了。中國沒有一部《電影審查法》，電影的生死大權就捏在這些審查者手中，難道這些審查者的愛國熱情、政治判斷力和藝術水平比我們這些導演高嗎？（據近日《羊城晚報》）

　　政協委員、恆大地產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也表達了對審批者的不滿，他點了在場的住建部部長的名，批評房地產行業審批太多，多的城市要蓋110多個章，而且亂收費太多。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原總裁楊超委員批評得更尖銳，稱有些職能部門公務員“拿起電話就可以訓你，拿起單子就可以罰你”。從這些義憤填膺的表達來看，他們對那些審查者和審批者實在忍夠了。

　　在平常，馮小剛可能是不敢這樣跟“審查者”說話的，否則激怒了審查者片子就沒法過審了﹔地產商們肯定也不敢跟掌握著審批大權的政府官員叫板，除非這樓別蓋了、這生意別做了。官本位和行政化的威權是很森嚴的，一個來自高校的人大代表曾經吐槽說：曾親眼目睹一位年輕的處長把一位老教授教訓得說不出話來。“拿起電話就可以訓你，拿起單子就可以罰你”是對現實活靈活現的描述。

　　但兩會輿論場中就不一樣了，似乎營造了一個脫離日常政治的特殊時段：再位高權重的部門、掌握著再大權力的傲慢官員，都會自覺地在兩會會場上充當被監督、被質詢、被批評的“被告”角色。記得有一年，當時還是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長的陳竺，當他婉拒“政協小組副組長”提名時候說：自己兩會期間非常忙碌，要時常跑人大當“被告”(接受代表監督)。代表委員集中議政和舉國媒體聚焦，使政府官員不得不老老實實地俯身接受監督。

　　這種兩會政治下，馮小剛說得再尖銳，電影局的領導聽得再不順耳，也得乖乖地聽著。房產商對審批的炮聲再猛烈，住建部長也得老實地記錄，謙恭地回應。可是，當離開了兩會語境回到日常生活時，一切也許又不得不回歸庸常，當沒有了政協委員身份的馮小剛拍了新電影去接受相關部門審查的時候，他敢這麼沖審片的領導嚷嗎？

　　另外，在中國，飽受各種不當審查和審查之苦的企業和導演很多，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有幸像馮小剛和許家印這樣獲得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從而能夠在兩會上質問那些傷害藝術的審查者和設置障礙的審批者。面對“拿起單子就可以罰你”的權力，隻能選擇承受和忍受。

　　隨著簡政放權和行政審批改革力度的加大，雖然政府手中壟斷的權力和資源不如從前了，但與公眾期待的市場化方向看，還有很大的差距，各種看得見、看不見的婆婆仍如影隨形地制約著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活力。經濟學家張維迎有一句話很有名：中國特色，關掉哪個部，哪個行業就好一點。從前的一機部，二機部都沒了，這些行業都興盛了。如果關掉某某部門，電視廣播會興旺，關掉某某部，中國的學校和教育就有救了、就有希望了。這話雖然偏激了點，不過許多現實也印証了在競爭性領域“越是沒人管的事情發展得越好”，比如快遞業、互聯網金融、電子商務，都是在“沒人管”的情況下才得到飛速發展。

　　需要通過改革還權於民、還權於市場，不僅是政協委員在兩會時可以質詢審查者審批者，每個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以法律的名義去質問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審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