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市場決定的有為政府

2014年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的全面深化改革元年，這次的政府工作報告是一個以全面深化改革為主線的報告。報告把增長預期目標定在7.5%左右，給經濟轉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留下了巨大空間。而且，報告對全年的工作部署中突出了“以深化改革為強大動力，以調整結構為主攻方向，以改善民生為根本目的”，反映了我國經濟轉型與全面深化改革歷史轉折期的現實需求。

當前，我國正處於增長轉型的歷史關節點，13億人的消費大市場決定增長轉型前景的特點十分突出。正如這次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的“擴大內需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也是重大的結構調整”。應當看到，13億人的消費大市場是我國的突出優勢。初步估算，到2020年，我國潛在消費需求將達到50萬億左右﹔加上引致的投資需求，內需總規模有望達到上百萬億。這將為實現7%-8%的中速增長奠定重要基礎。問題在於，把增長潛力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動力，關鍵是形成市場決定前提下的有為政府，全面激發市場活力。

做好2014年的政府工作，為經濟轉型和全面深化改革開一個好局，需要把握“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需要加快行政體制改革，實現市場決定前提下的政府有為。就是說，“市場決定”不是不要政府，而是需要一個尊重市場規律的有為、有效、有力、有責的政府。

第一，建立公平競爭導向的宏觀調控體系。今年宏觀政策的主基調是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應當看到，我國的宏觀調控還很不完善，發揮市場決定作用化解產能過剩，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還應當著力完善宏觀調控體制，這就需要：把宏觀調控與行政審批職能嚴格分開，與財政金融體制改革有機結合，建立以獨立貨幣政策和公共財政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

第二，盡快出台負面清單與權力清單。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OO項以上，並提出確需設置的行政審批事項，要建立權力清單制度，一律向社會公開。這就需要：中央政府盡快制定和公布負面清單和權力清單，鼓勵地方改革試點，與此同時，盡快將負面清單與權力清單制度納入行政許可法，形成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行的時間表。

第三，推進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的轉變。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切實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從實踐看，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合為一體的體制不改變，市場監管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這就需要：把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嚴格分開，改變以審批取代監管﹔有效整合市場監管的行政資源，組建權威性、綜合性的市場監管機構﹔推進行業協會、商會去行政化改革，發展行業自律，形成市場監管的社會合力。

第四，推動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務主體回歸。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建立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把地方政府性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推行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防范和化解債務風險”。應當看到，競爭性地方政府是形成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風險的主要原因。建議：明確把地方政府由市場競爭主體轉向公共服務主體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以建立公共服務導向的中央地方財稅關系為目標，盡快形成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行動方案﹔以廢除GDP政績考核體系為重點，盡快形成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制度約束。

第五，以建設法治化的營商環境為重點打造法治政府。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堅持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服務業擴大開放，打造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使中國繼續成為外商投資首選地”。應當看到，形成各類市場主體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的新格局，重在打造法治政府，把過多、過濫干預市場的公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裡。建議：盡快出台國家層面改善法治營商環境的綜合方案﹔盡快形成相關的立法、司法改革的行動計劃，實質性提升投資者的穩定預期﹔盡快修改完善市場主體准入與監管的法律法規。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