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稀銀
3月2日下午,剛剛飛抵北京的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打了趟出租車。這位中國汽車大佬“屈就”打車的目的,除了滿足自己出行,更重要的還是再一次驗証自己關於“放開出租車數量管控”的提案。李書福趕赴發布會現場的途中遭遇早高峰,即使隨行人員用了時下熱門的打車軟件,等了二十分鐘,也沒成功打上車,“最后一輛黑車停下來,我們沒辦法才坐了上去”。
看罷這則新聞的標題,這本身不就是一個政協提案嗎?而作為來參加本次政協會議的李書福這麼做的目的,就是再一次驗証自己的提案。代表委員帶著如此認真調查研究的態度,無疑才會拿出較有說服力的建議或提案。
與李書福經歷相似的是,全國政協委員崔永元表示,自己有十幾個提案全部都和轉基因作物有關系。而就是為了提好這個提案,崔永元自費到日本、美國進行了4次調查,不管國內轉基因作物問題能否成為兩會焦點,但崔永元的提案顯然是有備而來,並且經過大量的調查是有其發言權的。
我們從崔永元和李書福的提案“路徑”來看,欣喜地看到了一種老傳統的回歸——“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一個提案或建議,從動議到最終在兩會上提交,肯定不是“寫寫畫畫”,而是要經過深入而又廣泛的調查方可成型,正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也正是建立在艱苦的調查研究,甚至是自費調查取証之上,才使得類似的提案或建議不僅來之不易,而且有分量,更加值得關注。
我們不禁想到了每次兩會上都會出現的一些低級提案或建議,或是道聽途說,或是閉門造車,或是馬虎了事,或是被動應付,最終才導致了一些委員或代表無話可說或無話找話,既浪費了極其寶貴的建言獻策的良機,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兩會正常的秩序,乃至使得參會代表委員的形象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