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官與大樓並重”的大學能出大師嗎？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礦業大學副校長姜耀東參加全國兩會時表示：“某種程度上，中國隻有一所大學，就是教育部大學，我們都是分院”，“不去行政化，大學就沒辦法辦下去了。但依目前的情勢而言，還沒有完全去行政化的條件”。

不去行政化大學沒法辦，但又沒有去行政化的條件，豈不是鑽進了“死胡同”？在這種自相矛盾的語境中，曾被寄予去行政化厚望的南方科技大學，也隨著第一個“吃螃蟹者”朱清時的卸任，以及繼任者具有的行政背景，而被認為教改“未成功”。

教授治校、校董事會管理，的確能在相當程度上實現學術純粹化。問題在於，這對行政者似乎並沒有好處。一方面，在“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行政化”的集權集利思維下，教育主管部門恐怕不願意對公立大學放權。另一方面，具有行政級別的各地大學也被視為“安置”干部的好位子。還以南方科大為例，繼任者李銘此前任深圳市公安局局長，這算“專業對口”嗎？“其政策理論水平高”其實還是行政化那一套。

對一些大學管理者而言，戴著副省級或廳局級的官帽，同樣面子上好看、待遇上不錯，在與地方打交道時，在爭取各種資源與撥款時，更是腰杆挺硬氣。一些人既痛恨官本位，但在官本位的圈子裡又受益於官本位，這種吊詭既是“目前沒有完全去行政化的條件”的一大原因，又導致大學內部的改革動能不足。何況，行政級別較高的大學往往也是名牌大學，這種大學根本不愁招生，名校MBA班之類吸金項目還備受成功人士追捧。所以，至少在目前，“大學辦不下去”更多只是書生們的牢騷。

表面上看，行政化的大學運轉“良好”，可這無法掩飾一個尷尬的現實——中國大學出官容易、出大師難。“所謂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大官與大樓遠比大師多的大學已然走偏。錢學森老人晚年發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之中，“做學問不如做官”的浮躁，以及學術研究太過功利化，難辭其咎。

“中國隻有一所教育部大學”戳中了大學機制的軟肋。但亦如大家都知道應試教育的弊端，卻遲遲難以展開實質性的教改﹔官本位的大學難出大師雖然明擺著，但行政依然不願放權，一些教育者也在隨波逐流。說到底，大學改革離不開頂層設計，頂層設計與改革不可能指望趟潛水區與繞道走，闖深水區、啃硬骨頭是高層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進一步發展進步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