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高校去行政化和許家印的足球

　　關於政府職能的問題，把同為全國政協委員的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副校長姜耀東和恆大地產董事局主席許家印的觀點擺在一起比較非常有趣，前者說政府把高校的人事權和財政大權都掌握了，導致高校領導隻能唯上，不然不僅學校沒經費自己飯碗也可能不保，某種程度上，中國隻有一所大學，就是教育部大學，我們都是分院。后者則言應該明確教育部是青少年足球管理的責任部門，從教育部到各省市的各級教育部門，建立專門的青少年足球管理機構，實行從上到下的垂直管理模式。

　　許家印搞足球砸了那麼多錢，他迫切希望可以多些踢球的人、多些可選拔的苗子，用不著動不動到國外去高薪搬救兵，為國家省點外匯的心情可以理解。而身為高校校長的姜耀東直面的是長久以來困擾中國教育界乃至整個社會的“錢學森之問”，同樣也是憂國憂民。看起來都是為了解決問題，但解決辦法卻截然不同，一個希望去行政化，另一個則希望加強行政化。

　　這反映了社會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大家希望政府能不管的事盡量不要管，交給社會去辦﹔另一方面，當事情沒做好的時候，大家又都希望政府負起責任來，管得再好一點。比如許家印的這個足球人才青黃不接的問題，也把希望寄托在了教育部身上。

　　每一個社會事業行政化的過程都不是單方面的，都是社會要求和權力膨脹一起作用的結果。結合到后來就變成彼此不分，市場和行政不分。在教育行政化的去留之間，其實是有很多不舍的。在辦學的時候，大學都希望盡量不要干涉，可是當要錢要資源的時候，又希望自己級別越高，靠山越大，在主管部門中的分量越高越好。某種程度上說，這是矛盾的，又想馬兒跑又想馬兒不吃草，這樣的事不存在，享受了更多的資源，到最后最終要被資源擺布。

　　超級部門就是這麼產生的。行政化是一劑猛藥，同時也是一副苦藥，其中甘苦隻有嘗過的人才知道。不知許家印想過沒有，為了管得更好主動要求被管，其實也是在加劇行政化過程，短期內可能很有效果，比如應試教育，行政部門制定幾個硬件指標，下命令抓一抓，成績就上去了，可長期來說，這其實是往自己身上套枷鎖。等你感到受桎梏不能呼吸的時候，再要求它退出，可沒那麼容易了。

　　足球人才萎縮的問題，一大半要歸罪於中國足球的市場化之路沒走順。職業賽場上那麼多問題，場下怎麼可能一帆風順﹔足球沒有給大家更多的希望，怎麼可能有那麼多孩子把足球當成自己的希望。讓教育部來搞足球學校能解決問題嗎？你總不能把孩子逼到學校裡，還搞舉國體制那老一套吧？

　　很多時候，不是市場失效了，也不是行政化就是靈丹妙藥，而是市場太弱了，承載不了社會的需求。當社會功能不發達，或者說刻意不讓它發達時，那麼權力自然會來填補空間。從這個角度說，那種把希望寄托在行政力量上的，其實是給錯了藥方。

　　必要的管理任何時候都需要，可政府不可能包辦一切，也是包辦不過來的。市場的問題最終要通過市場的辦法解決。這種要求是雙方面的，這種素質同樣也是雙方面的。有奶便是娘，那麼一個辦法是自己去找糧，另一個辦法是想辦法不讓糧食都在一個人手中。片面地追求其中一個方面，往往導致問題陷入死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