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别把“腐利”当“福利”

临近春节，关于“福利”的讨论又起。这个从去年热起来的话题，一直众说纷纭、言人人殊。概括起来无非是，在反腐败、反“四风”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有怎样的 “福利期待”？

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倘若对“福利”内涵不明晰，对中央的精神没领会，很可能动辄得咎。要么不该发的依旧乱发，导致顶风作案，被纪委查处。比如，在1月19日中纪委官网发布的周报中，“违规发放福利”再登违规榜榜首。要么该发的坚持不发，最后矫枉过正，搞得天怒人怨。对此，去年底中办国办也下发通知,要求“保障干部职工按规定享有的正常福利待遇”。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讨论福利问题，同样应该如此。概念不统一、理解不一致，讨论再热烈也是关公战秦琼。“反腐败不能反福利”是个好提议，若不明确何谓“福利”，最终不过是一场情感大戏；“应该将福利制度化”是个好建议，但不问“福利”是否合理，也难免不成为文字游戏。其结果，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扭曲正常的社会认知。

“二斤简装月饼也没了”，这是一些人的抱怨。那么，这月饼算不算“正常福利待遇”？在许多人那里，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因为这关乎“感情”、关涉“权益”。且不说，除了公务员和国企员工，13亿人有多少过去享受过这一“福利”，比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随处可见的小时工。就拿月饼来说，你发二斤月饼，我发十斤水果行不行？他发二十斤猪肉可以不可以？实物不方便，发低面值的购物卡行不行？买卡不方便，发单位产品如何？比如加油卡、购电卡、充值卡？谁能回答，这其中的合理界限在哪里？有钱的单位多发、清苦的部门少发，谁能告诉大家，这其中的社会公平如何体现？

相比于“橡皮筋式”的弹性福利，相比于许多缺乏依据的“老规矩”，更为重要的是，发福利的钱从哪里来？是来自单位的“小金库”么？好像很早就取消了；是来自于财政拨款么？似乎也缺乏正当理由。毕竟，公款不可私用，公产不能私分。如果利用单位的特权和资源，那算不算一种权力寻租和变相腐败？ 近日，百度对某些员工发出50个月工资的年终奖，阿里对某些员工发了相当于100倍月薪的年终奖，人们表示羡慕却没有非议。原因就在于，花的不是公家的钱，用的不是公共资源，“多少尽管随意”。反之，则“再少也要有依据”。

当然，许多“福利”也是其来有自。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劳动者的所有需求无法从工资中全部得到满足，只能通过各种福利制度得到补偿，这在一定时期有其历史合理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化，一些福利正在被取消，比如福利分房、福利养老金；一些福利被纳入了工资，比如津贴、补贴；一些福利被制度化了，比如“五险一金”、带薪休假。总体来看，从任性福利到规范福利，从隐性福利到显性福利，从个性福利到普适福利，从单位福利到社会福利，这是社会公平的要求、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也是公务员法、劳工法中所谓“福利”的题中之义。

不可否认，在工资还没涨时，取消形形色色的福利，确实会让一些人觉得有些寡淡，甚至倍感失落。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呼吁违规福利的理由。尤其要看到，人们对公务员涨工资有不同意见，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羡慕嫉妒恨，就在于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福利”，激发着社会对其 “高收入”的想象，甚至是对这一群体收入的集体“污名化”。因此，即便感慨“光鲜外表的清苦”，呼吁“水涨船高的待遇”，相比于不明不白的“补偿福利”，我们更期待堂堂正正的“分配正义”。在这个意义上，取消不该有的福利，取消不该有的灰色福利，让该有的福利规范起来，这恰恰是在为涨工资保障分配公平涵养民意基础。

一事当前，先说是非，再论得失；先讲法律，再谈人情。这是打造健康政治生态的需要，是培育成熟社会心态的需要，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败要做好“破”和“立”两篇文章，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同样应该如此。如果说取消不合理的福利，是一种“破”；那么，“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合理地提高工资收入水平，就是一种“立”。前一篇文章正在书写，后一篇文章也要加快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