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撂下狠话,直指一些地方书法家协会“官气太重”,“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中纪委网站紧跟着评论,警告说,领导干部这样做,是“到艺术家的盘子里抢肉吃”。
其实,公众对此敢怒不敢言久矣!用不着登大雅之堂去一窥堂奥,单单走过路过,稍一定睛,瞧一瞧什么公路命名、市场悬匾、企业书名、商家开业之类,就会发现,各地“用权力之手”写就的所谓书法作品比比皆是,哪怕那字写的笔力疲弱、散了架子、七零八落,甚至形同小儿涂鸦,照样敢大摇大摆,款识齐全地招摇过市。确实该问上一问了,“这背后有怎样的利益动机?又有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明眼人都知道,丑丑的笔迹后面,有丰厚的利益回报。这样的润笔,一字千金,那还是少的。
回溯一下,书法与官吏的渊源倒是由来已久,可以上溯到盛唐之际。当时遴选官员的四个标准,“身、言、书、判”,书即“楷书遒美”,是能否入仕的先决条件,包括科举考试,书写是否用“散卓笔”,是否堂皇优美,也能一票否决。
曾经在苏州看过一件《明朝赵秉忠殿试状元卷》的复制品,有万历皇帝朱笔御批的“第一甲第一名”,正文恭笔小楷,2460字无一涂改,如同印刷品。有意思的是,这篇状元卷,痛陈反腐,力透纸背,呼唤“激浊扬清”,建议用“实政”和“实心”依法治国,以德才选人用人,呼吁严惩侵吞国家资财的贪官污吏。
“书而优则仕”,确乎是千百年来中国式公务员的考试标准乃至形成官场特色,要是写不出一笔好字,那是不好意思也没有渠道出来做官的,所以有“书法绑科举”、“书法绑仕途”之说。
时异事殊。时下的特色却成了“仕而优则书”,官当大了,就不好意思不说自己雅爱书法,也不好意思在视察各地时不留下一二墨宝以供人瞻仰了。官与书的一拍即合,除了历史渊源的歪解,也因为书法作为一种尽人皆知的“雅趣”,不但操作简便,还能极大满足某些人的表演欲望,因此很快在官场一纸风行,竟到了官有多大胆,书有多“高产”的地步。所谓“高产”,不但指官员书法数量众多,更指其背后的利益输送惊人。比如一些被晒到公众视野的书法家协会,入会标准就颇可疑:书法的艺术价值怯生生退避三舍,而官员的胆量与魄力,以及级别的高低,倒成了最重要的评判标准。有官员和捧哏者还美其名曰,按影响力选人。有了这样的所谓“影响力”,就有人敢用一手烂字企图流芳千古;也有人敢收雅贿,名家字画尽入私人彀中;更有人敢以自己的儿童体书法,换企业十万百万的润格。
这让人想起2009年10月“两高”确定的一项反腐新罪:利用影响力受贿。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司法机关可使用这一罪名定罪处罚。类似王立军这样,用自己的官场“影响力”开道,四处以“墨宝”推广这种“影响力”,并且深陷于变质的影响力难以自拔的官员,按下葫芦起来瓢,近年来堪称前仆后继,前腐后继。
中纪委的叫板,贪官难免胆寒。但是,如此众多的官员栽进了“书法秀场”的深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他们在书场滥用影响力之时,为什么常常畅通无阻?艺术标准为何如此容易在权力面前失灵?
卿本佳人,奈何从贼——哀哉书法,好端端的一门高雅艺术,竟成了权力、学术、金钱、角逐的腐败秀场。该让它从这变质的官场影响力中解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