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駿繪(新華社發) |
最近,有公務員表示“收入不高、經常加班、還被外界誤解,想辭職”。這一說法經報道后立刻被指責是“體制內”人員在“裝窮”“撒嬌”。
從20年前政府官員下海潮,到如今外企白領也盼望捧上“鐵飯碗”﹔從體制外人員對“體制內”的向往與羨慕,到社會上對“體制內”的貶損與批判……“體制內”,這一承載著豐富內涵的“標簽”背后,到底映照出怎樣的社會現實?“體制內”又會何去何從?
■誰在“體制內”?
政府機關最典型,事業單位處於中間狀態,國有企業處於最外圍
“體制內”,人們常常提起﹔到底什麼是“體制內”,卻少有人仔細審視。
“體制內人員,主要是指財政供養人員,包括公務員,參照公務員管理的人員,科研、教育、衛生、文化等行政性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此外還有部分國企高管。”上海東華大學經濟發展與合作研究所所長嚴誠忠說。
“體制內”的概念肇始於改革開放。
改革前,絕大部分擁有城鎮戶口的人都在體制內。那時,城鎮就業人員都有“單位”,單位既是一個經濟組織,也是國家政治體系的基層組織,同時承擔了從“吃喝拉撒睡”到“辦追悼會”在內的廣泛社會職能。嚴誠忠回憶道,當時並非完全沒有“體制外”,“比如集體企業的臨時工、民辦教師等,隻不過佔比很小。”
改革開放之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走向瓦解,“體制內”佔據空間越來越小。有專家認為,如今的“體制內”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政府最為典型,處於核心圈,事業單位處於中間狀態,而國有企業則處於最外圍。
進入新世紀,國企改革不斷深入,“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大量國企職工被推向“體制外”。“目前留在體制內的企業主要是一些公共事業領域、資源壟斷領域的國有企業。”嚴誠忠說。在這些國企中,比較特殊的群體是國企高管。某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工作的肖先生告訴記者,在他們銀行,總行事業部的經理,以及各省市分行的行長層級以上的領導,還保留著行政級別,屬於“體制內”,下面的員工則屬於“體制外”。
隨著事業單位改革推進,一些整體上屬於“體制內”的單位,也漸漸涂抹上“體制外”色彩。李樺在一家電視台工作近20年,她介紹說,“台裡眾多員工,有編制內的,也有編制外的,編制外的又分為台聘、部聘、頻道聘多個等級,不能簡單地說我們台裡的員工是體制外還是體制內。”據了解,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事業單位,行政機關的司機、保安、保潔等后勤崗位也逐漸從“體制內”剝離出來,有的還採取了勞務派遣的用工形式。
目前,我國有公務員約700多萬人、事業單位員工3000多萬人。從數量上看,“體制內”已絕對是少數。
■“體制內”魅力何在?
工作穩定、福利優厚、社會地位高
2014年國家公務員考試,職位隻有1.9萬多個,報考人數卻達到了111.9萬人。“體制內”到底蘊藏著怎樣的魅力?
5年前,李想作為應屆畢業生,考入北京市某區機關,成為一名體制內公務員。5年間,不少在民企、外企工作的同學已經換了好幾份工作,李想卻從未動過跳槽的念想,“雖說不能大富大貴,但至少工作穩定,論資排輩總能看到奔頭﹔除非犯大錯誤,一般不會被辭退。”2011年,《公務員法》實施五周年的統計顯示,當時全國600多萬公務員,5年總共辭退了4778名,辭退率0.08%。
與大學同學比,李想的薪水並不算高,如今當上科長,月工資6000多元,與多數同學過萬的收入相去甚遠。不過,李想覺得,在福利待遇方面,公務員還是有不少優勢:雖說福利分房遙不可期,但區裡有宿舍,三室一廳,一人一間,免收房租,“省下了2000多元月租,想住就能一直住下去”﹔吃飯也不怎麼用自己花錢,單位的餐補打到飯卡裡,一天三頓都能在食堂解決。
“在北京當公務員,戶口問題輕而易舉就解決了,將來孩子上學也方便找人辦事。”李想告訴記者,雖然公務員的賬面工資和隱性收入加起來后,仍與體制外有所差距,但在戶口、醫療、教育等方面確實也有不少更優厚的待遇,“再者,社會地位也高,每逢過年回家,縣城裡總有些人想跟你拉拉近乎,指望將來能幫他們辦事。”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認為,“體制內的優勢,更多表現出的是工作的穩定性、福利的優厚性、社會的主導性﹔與之相應,體制外更多表現出靈活性,伴隨而來的還有風險性、低福利性,以及對社會或所在單位的影響力弱。”
“體制內”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吸引力,嚴誠忠認為,一定程度上也來自於社會上的“求穩”心態。當前,基層的財政供養人員主體是教師和醫生,雖然沒有太多權力和特殊待遇,但能滿足“求穩”心態。“很多家庭都是獨生子女,經濟條件也還說得過去,不僅父母希望能規避風險,就連孩子個人也都渴望穩定。”
■“體制內”緣何被污名化?
特殊利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硬幣的一面,是許多家庭、個人對“體制內”的追逐與向往﹔另一面,則是社會上不少體制外人士對“體制內”的貶損與批判。
今年1月,一份湖南省冷水江市的財政統發工資人員收入清單意外曝光,引發圍觀。不少網友在驚嘆公務員工資如此之低的同時,也提出質疑,“你們體制內不是還有好多灰色收入麼?並不值得同情!”
在一些專家看來,“體制內”已出現標簽化、污名化的趨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與公眾認知的習慣有關。正如鄭功成所說,一些人對不太了解的領域,不會區別到具體的對象,而是會把某個負面案例加在一個群體上。嚴誠忠也表示,這些年“體制內”的確出現了不少以權謀私的反面典型,社會上對這種行為“推而廣之”地理解也屬正常。
對旁人這種標簽化的認知,李想覺得委屈,“都是‘體制內’,也分‘肥差’和‘清水衙門’,尤其是基層公務員,權力不大,尋租空間更是有限,需要區別對待。”
對“體制內”的“污名化”,更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體制差別所造成的不公平。“我們國家的財富、收入、資源的分配,過去一直是先考慮體制內,再考慮體制外。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提了不止20年,但是真正按照市場機制來分配資源和財富才剛剛開始。”嚴誠忠認為,這就使得體制內能為“自己人”提供許多體制外無法獲取的資源。
“很多人之所以把‘體制內’作為貶義詞,是因為體制內還遺留著計劃經濟時代的一些痕跡,是對特殊利益的一種維護。”鄭功成舉例說,機關事業單位的退休金制度,是一種相對優厚的養老制度,比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待遇要高不少。“隱藏在體制背后的根本問題還是利益與機會的不平等。”鄭功成認為,如今體制內相比體制外仍然處於優勢地位,造成了福利待遇的不平等,有損社會公正,“我們不應當排除部分公務員也應該漲漲工資、改善待遇,但跟普通老百姓相比,公務員手中的社會資源肯定要更為優厚一些,這是一個客觀事實。”
■“體制內”何去何從?
期待暢通流動渠道,打破體制壁壘
今年3月,南昌高新區管委會在江西率先啟動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明確今后補充工作人員,一律實行編外聘用。類似這樣的聘任制改革,在廣東、上海等地也已開始嘗試,其目的就是打破“體制內”的終身就業制。不過,這些改革大多是針對“增量”,不觸動“老人”利益。
“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社會,不應該把人分成體制內和體制外,應該像消除城鄉戶籍身份標識一樣,盡快消除體制內外的身份標簽。”對於體制改革的目標,鄭功成的設想是:打破體制內與體制外之間的壁壘,促使內外雙向流動,逐漸消除體制內外的權益不平等、機會不公平現象。
2012年,李想所在區對公務員的醫療保障制度進行改革。“原來是公費醫療,家裡缺啥藥就去醫務室拿。后來改成了繳納醫療保險,報銷比例跟城鎮職工差別不大。”最近兩年,隨著對公款消費的嚴格管控,公務員的隱性福利被削去不少。“今年兩會上還說要啟動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養老保險並軌,‘體制內’真沒什麼特別的了。”
那麼,通過哪些具體的舉措才能到達改革的彼岸呢?對此,鄭功成認為:一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消除計劃經濟遺留的體制性障礙。比如城鄉二元結構等必須打破,一個單位絕不應當將勞動者分為不同等級。另一方面要切實解決不平等問題,保障機會公平。主要是落實同工同酬和實現養老、醫療、職業福利權益的平等化及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特別是要打破所謂編制的約束,讓所有人都能夠憑著自己的努力與貢獻有正常升遷的機會。
《 人民日報 》( 2014年03月21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