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奎：体制机制创新是上海自贸区发展的关键

李克强总理在本次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2013年推动开放向深度拓展的首要工作。并且，在2014年的重点工作中，又把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的一项主要工作，要求“建设好、管理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可复制个推广的体制机制，并开展若干新的试点。”

上海自贸试验区自去年9月正式启动以来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在今年的两会上又再一次成为热议的焦点，有其必然性。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标志着我国推进对外开放的着力点开始从政策创新的层面提升到体制机制创新的层面。在国务院下达的总体方案中，明确要求上海自贸试验区要以开放促改革，着力打造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不搞特殊和优惠政策，坚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机制创新。

中央作出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决策有其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从国际背景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出现了加速重构的趋势。重构的平台已从原来的WTO多边平台移向双边或区域平台，重构的重点已从制造业和货物贸易领域转向服务和服务贸易领域，重构的目标也已从以推进贸易自由化为主转向促进投资的公平竞争环境为主，重构的对象则从以关境上措施为主转向以关境内措施为主。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的大背景下，我国必须积极参与重构过程，否则的话，就可能被边缘化。

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当前正处于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攻坚阶段。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改革的攻坚往往需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来倒逼。从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地位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将逐步从货物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服务贸易大国升级。这一升级过程不但要求我们把对外开放的重点从制造业领域转向服务业领域，同时也要求我们把对全球规则关注的重点从贸易的自由国际环境转向投资的公平竞争国际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发展均将出现重大转折的当前阶段，如何形成对外开放与改革发展良性互动的新格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创新来实现。目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已经有近半年的时间了，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好、管理好”的要求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因为自贸试验区的体制机制创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次我们对改革开放认识的自我深化的过程。

首先我们必须克服在自贸试验区目标定位上的“路径依赖”。不能在不知不觉中重蹈“跑马圈地上基础设施、要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老路，最终形成一个一个的改革“孤岛”，无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红利溢出效应。

其次我们必须避免对自贸试验区预期上的“急功近利”。凡涉及改革，或在原有的体制机制框架内政策的增减，或体制机制本身的创新。政策的增减能收立竿见影之效，但大多仅涉及局部短期利益的再分配。体制机制的创新则关系到长期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在自贸试验区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不知不觉地重政策增减，轻体制机制创新，偏离设立自贸试验区的根本目标。

最后我们必须力戒在自贸区体制创新上的“急于求成”。体制机制的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协调。特别是中央要求自贸试验区的各项改革必须按法制化的要求推进，做到风险可控。如果急于求成，结果很可能是欲速不达。

体制机制创新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各项工作的精髓所在，相信在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和推进下，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下，上海自贸试验区一定能够“建设好、管理好”，向全国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