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解决教育问题，不能只盯高考改革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积极稳妥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鼓励发展民办学校。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要为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努力使每一个孩子有公平的发展机会。

每一届政府对教育问题的关注程度都很高，也出台了不少措施，尤其这几年，高考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我认为，教育不仅仅是指高考，但整个社会把高考看得太重，“一考定终身”的观念深入人心。

当前社会之所以恶性竞争愈演愈烈，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大家的观念普遍认为“大学是唯一出路”。为了孩子的高考，准备工作已经从高中延伸到初中、小升初、进小学，甚至到选择幼儿园、学前班，都在竞争。这种现象不仅中国历史上没有，就连世界历史上也罕见，包括亚洲各国比如日本、韩国等也非常重视教育，但都没有这样的状况。

根据国家的规划，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到2020年大学毛录取率达到40%。也就是同龄人之间，理论上讲，十个学生只有四个是可以读大学的。那其他60%的人干什么呢？如果能让其他60%的人愉快地从农、做工、经商或者从事其他职业，那么大学的高考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样就可以比较从容地来改革高考。

另一个思路是，既然4个名额太少，那么扩大招生。但是综观整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人人都读大学，虽然有的国家毛录取率比中国高，但中间淘汰、中途辍学的也不少，最后真正大学毕业的也就百分之四五十。那为什么其他国家压力就没有这么大呢？了解后可知，他们的年轻人在升学过程中都逐步分流了。比如德国，很多年轻人的志向就是选择做技工，所以不需要上全日制的大学，美国也是如此。还有一部分会选择先工作，然后再去接受成人教育，乃至读研究生。在高考前，大家目标就已经很明确，不会人人去考大学，从而合理分流。

目前我国政府要考虑的是如何办好义务制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引导青年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同时需要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如果他们跟大学毕业生、白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社会的分流阻力也就变小，社会就会更加和谐，年轻人才能够健康地成长发展。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我们国家需要各行各业的各种人才，并不仅限于大学生。

如果只是盲目地通过扩招、增加大学的毛入学率来解决，那还是会出现不少问题：第一，钱从哪里来？第二，这些大学生将来怎么消化？这容易造成人才的浪费，因为有些岗位是不需要大学毕业就可以做的。比如说前段时间复旦大学图书馆要招一名古籍修补的员工，我的要求就是有兴趣、愿意干，手要巧、动手能力强，因为工作性质相对枯燥，我当时提出中专生都可以，但相关部门说不行，后来我也做了妥协，招了个大专生。我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很多技艺，包括古籍知识都可以在工作中再学，类似这种现象的很多，这实际上是人才的浪费。

针对招生考试本身，也需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到问题的症结。看到现在公布出来的新考试办法，我认为还是没有很坚实的调查数据表明现行的办法不好。现行的考试方法，实际上是多年改革的结果，比如考试的科目，也是经过不断的试验定下来的，现在要匆匆忙忙地改并不可取。比如有人提出高考取消外语，或者降低外语的权重，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要改，也应该首先调整外语教学大纲里面规定的课程、学习程度之类，不能说外语学得不好，就要减轻权重，那不就是鼓励大家不好好学习吗？

如果说考试的方式不适宜学生正常发挥，那么应该调查数据显示占的百分比有多少，不能以几个个案来涵盖一切，个案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采取特殊的政策，制度本身不应该轻易被否定。现有的办法都是经过多年的修改得出来的，应该慎重对待。

还有人建议多元录取，有一定道理，但要看到中国的现状，一旦实行多元录取，各种状况就出现了，比如伪造奥数、三好学生等证书，跑步作弊等等。当然深入改革是对的，但要慎重，要找到一个好的切入口。综合以上各种原因，我对现在提到的这些方案并不满意。

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叫“一考定终身”。一个人考完一次之后，难道不允许再考一次吗？即使考不上大学，怎么就定终身了呢？考不上完全可以去工作的，所以“一考定终身”这种话随意说出口，其实是鼓励学生去只走考大学这条路。

高考改革要注意适应中国的国情，比如多次考试，这一方面有利于让学生的水平得到发挥，但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家长和社会的负担，考试是需要成本的，多考几次当然就花得多。

大学不是义务制教育，需要投入很多钱，最后可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简单地增加录取名额，而是在于学生的分流。教育改革应该是全社会的事，应该全面改革，而不应仅仅是盯住高校，局限于招生、考试、录取这些环节。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