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1：“毕业三年升副处”与“怀孕生娃休产假”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

 

 

“毕业三年升副处”与“怀孕生娃休产假”

背景：江苏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女儿袁某被质疑“毕业三年升副处”。扬州市委组织部表示，袁某此次任职是公开、公平、公正的。

京华时报发表观点：央视日前披露，袁某在这三年中，在获得火箭提拔的同时，还完成了怀孕、生孩子、照顾婴幼儿这几件人生之大事，那“这三年时间里头她有多少精力是放在工作上”？白岩松对此在节目中质疑。扬州市委组织部就给大伙说说这三年她都干了些什么又休了多少天产假吧！我等百姓掰着手指头加脚指头一算，大约也就明白这里面怎么回事了。

新京报发表汪玉凯的观点：从袁某报名到常委会票决，袁某父亲全程回避。但这样的回避，显然难以令人放心。他人虽然回避了，但权力的影响力却没有“回避”。实事求是说，官员子女中也不乏佼佼者，回避制度不能无限扩大，否则对有能力的官员子女也不公平。要让官员子女升迁经得住质疑，治本的办法，还是完善官员选拔制度，通过透明公开的程序，让潜规则失去暗中交易的可能。

小蒋随想：令人眼花缭乱的火箭提拔，遭遇质疑后，有的人只是被免职，有的人则被力挺维护，到底哪些人真有实干政绩，只是一句“公开、公平、公正”，就能具体事例具体分析？更多的感触是，闯关若成偷着乐，失败顶多被免职，让一些人有恃无恐。

纠结信访排名不如思虑法治缺位

背景：5月初，“国家信访局对各地上访排名已暂停数月”的消息引发媒体关注，舆论一致呼吁取消信访排名。可是，5月21日，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又建议实施上访量排名。

华商报发表戴斯梦的观点：吴存荣说，实行上访量排名，主要是想督促相关责任人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件在基层解决，让政府负担起责任和工作，并不是要控制信访数量。这其实也是更高级别信访排名的初衷，但效果如何？我们已从各种“围追堵截”甚至暴力截访中见到了。减少上访数量也未必表明社会矛盾减少。建立健全法治社会，真正让权力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运行，才能使群众恢复对法律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

京华时报发表陈方的观点：否定“上访排名”的实际功效，并不等于说基层信访工作完全不能考核。它应该考核，而且还可以加大考核力度，只是考核的具体标准应该有所改变。早有专家建议，“通过对国家信访局交办的重点信访案件的抽样督办、核查、回访，来考核地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和程度”。合肥完全可以制定一套“以信访问题解决程度为主要指标”的考核制度，而不必非要走“信访排名”的老路。

小蒋随想：信访往往是群众通过法律与行政诉求无果后的选择。走信访这条路本身就蕴含无奈，表明正常的法治与行政管理没有奏效。而且，地方性的信访接待，受制于地方领导的管辖，难免出现一个悖论——如果地方管理者此前解决了问题，群众压根儿就不必信访；如果群众在当地信访，又绕回了地方领导无解的圈。因此，上访在所难免。说到底，与其总在信访这个“偏门”上打转，更当关注司法是否公平公正、行政是否正确履职等本位。

姓“公”的东西就能体现公共权益吗？

背景：记者暗访北京一些公园发现，不少高档餐馆和私密会所藏身其中，不仅涉嫌利用公共资源搞经营谋利，还成了一些人消极对抗中央八项规定的“安全”去处。

燕赵都市报发表丁永勋的观点：公园，仅从字面上看就属于公共产品，和城市的广场、道路、绿地一样，是基本的公共设施。确保公园必须姓“公”，不仅是对公园说的，首先要求地方政府要承担起管理和投入责任，提供基本的公共设施和财政支持。但这不意味着公园内不能有任何商业活动和经营行为。基本的商品销售、餐饮服务、娱乐设施，是必要的配套设施。至于隐秘会所和高档餐馆，不仅要进行清理整治，还要追究管理者和审批者的责任。

湖南红网发表知风的观点：谁说藏有高档会所的公园不姓“公”？许多事物带上了“公”字，非但普通百姓没份，而且这钱花起来，就像花冤家似的。公款吃喝如此，公款出行、公车等也如此。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拼了命都想姓“公”？姓“公”的园，注入了公款消费元素，也符合姓“公”的特征。公园里设高档餐馆和私密会所，是对反腐败进行负隅顽抗，必须严打。

小蒋随想：说到底，如果不掐死公款吃喝的钱袋子，“吃货干部”总能找到秘密吃喝之所，也会有商人投其所好。令人无奈的是，预算审核仍然大而化之，预算外监管更是难上难。另外，某些人未必真爱吃，吃出高血脂、高血糖，甚至被酒精考验成“烈士”，还不是因为“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办公桌不敌酒桌”之类潜规则？一句话，治本才能治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