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1：面对“洞居流浪儿”，“封洞”就算完事？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

面对“洞居流浪儿”，“封洞”就算完事？

背景：沈阳火车北站北墙上的排风洞，成了几个在附近流浪的孩子的“家”。不久前，这几个孩子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随后，洞口处被加上了金属护栏，孩子们也不知去向。

京华时报发表单士兵的观点：这是个惯常结局。一单充满悲情的新闻完成了，安全漏洞被及时堵住了，洞居流浪儿不会再影响车站形象了。问题是，欢喜的只是别人，那些孩子什么都没有改变。当地一名民警叹气说，“能怎么办呢？这样的流浪儿太多了”。这不免让人猜想，洞居流浪儿并未得到安置，他们只是在另一个角落继续流浪。为什么每次曝出流浪儿问题后，相关部门和单位总是会相互推诿，说到底，还是因为权责不明。救助流浪儿，也需要民间社会发力。一个不断壮大的民间社会，不能一次次停留在表达悲情的层面，而应有所行动。

北京青年报发表任小康的观点：如果政府真正关心弱势群体，应当切实走进这些流浪孩子的内心，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诉求，而不是简单地封堵他们的栖身之所。事实上，三个孩子中有两个都已经接近成年人，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诉求，大个儿想“出海跑船”，或者“等满了18岁就去当兵”，黄毛儿则想“当保安”。很显然，简单粗暴的“封洞思维”不但会在现实中给流浪孩子造成不便，对他们原本缺乏家庭慰藉的心灵造成第二次伤害，让他们在心里形成一种隔阂和对立情绪，继而对社会产生更多排斥感。

小蒋随想：三个“洞居”孩子中，最小的“小宁”还不到8岁。他有一个捡破烂的父亲，由于是非婚生子，他没有户口，不仅上不了学，而且从小被外出讨生计的父亲锁在紧邻公厕、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家”……如果小宁可以接受义务教育，倘若大个儿能去当兵，假使黄毛儿真成了保安，他们显然可以不再流浪，人生或能步入正轨。但这一切，必然需要政府救助、社会帮扶等进行一系列的工作。当民警称“流浪儿太多，能怎么办”？其实印证了许多“有关部门”在面对麻烦困难时假装“无关部门”，本应协调配合变为谁也不做，共同担责沦为无人负责。3个流浪的未成年人因为“封洞”消失，但有关问题依然存在。

痛惜学生自杀别止于“压垮骆驼的稻草”

背景：《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日前发布，报告搜集了去年发生的79起中小学生自杀案例，认为主因一是来自学业的压力，一是来自于他人尤其是教师的羞辱。

京华时报发表刘志权的观点：问题其实不尽在应试教育，而在于，“爱”本身就是我们的弱点。我们总想把孩子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我们在孩子身上寄托了我们未尽的梦想，或者预设了种种理想。我们与老师暗中结成联盟。老师的批评必将紧跟着家长的暴风骤雨。我们一面指责应试教育，一面又暗暗希望孩子能“与狼共舞”。另一方面，出于对“焦虑”的歉疚，我们又倾向于在生活上给出让步：我们给孩子太多的关爱和呵护，让他们成长于温室之中。我们没有让他们学会奔跑、摔跤，没有让他们发展出抗击风霜雨雪的能力，而且也忽略了，他们已经悄然从懵懂的孩子，开始了情感独立，有了自己的交往圈子、价值观，以及青春期的烦恼。如福克纳所说，人生是一场不知何处是终点的越野长跑。我们应该先扛起种种压力，馈赠给孩子种种生存的必备技能，直到他们自信地跑到未可知的自然中去，这才是爱的正确方式。

小蒋随想：人为什么选择自杀？因为从他或她的视角，已看不到前路，觉得生存是一种痛苦，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成人也好，孩子也罢，自杀都是出于对未来的绝望。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站在幸福者的视角，永远也体会不到不幸者的苦难。对不幸者说“你应更多看到生活的阳光面”，可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记得一个留守儿童的自杀，“只是”因为听说父母不回家过年，但局外人又是否知道那种久盼而不得、长久抑郁难抒解的精神痛楚？所谓的“一时想不开”，并未洞悉背后的现实纠结。一面是心理干预在国内仍然缺乏，另一面是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难解，总有一些人会遇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不愿意看到生命的“自我凋零”，除了劝慰与人性关爱，恐怕更需要不断移除现实的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