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胎”放开后的N个影响

回应民意期待：历史性意义的“第一步”

15日晚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意味着，社会广泛关注的“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得到官方正面回应。专家表示，官方一直强调要完善生育政策，既然“要完善”总得走出第一步，此次开放单独二胎就是第一步，也是关键性的第一步，有历史意义。[详细]

为何出台这项政策？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生育水平稳中趋降。二是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三是家庭规模持续缩减。独生子女家庭1.5亿多户，独居老人的比例提高。四是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少生优生、优育优教的生育观念正在形成。[详细]

半数“单独”夫妇愿意生“二胎”

翟振武是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他说，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上述1500万至2000万符合生育新政的夫妇，大约50%-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由于我国此前实施城乡有别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的独生子女远少于城市。因此，翟振武说，此番“单独二胎”新政，影响的主要是城镇育龄夫妻。[详细]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能误读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决定》在确定启动实施“单独二胎”的同时，仍然特别强调了“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无可否认，“计划生育”这项自1982年被严格执行的基本国策成功帮助中国避免了人口失控。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分析，“计划生育”是一个基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概念，不能简单理解，“甚至当人口负增长严重时，我们鼓励生育，这也是在计划生育。”[详细]

“单独二胎”政策终于放开。有人在谈及这一政策时，称“真是幸福又纠结”。如果有两个孩子，他们互相照顾，将来养老的压力也能分担。然而，在“养孩子比买房子还贵”的当下，“孩奴”“二次啃老”又让很多人纠结。生或不生，是个问题！

疑虑1：愿意生吗？

“之前决定罚款也要生二胎，这下可名正言顺了。”“单独二胎”政策一公布，已育有一女的“80后”母亲毕薇很高兴。爱人是独生子女，而毕薇有弟弟，但他们“特想要两个孩子”。谈及原因，毕薇说，过春节时，自家的气氛明显比爱人家热闹、温馨；有弟弟照顾母亲，自己在外生活也能放心。而“80后”独生子女孙菲表示：“一个都不想生，别说两个啦。”她觉得自己和爱人现在的生活状态挺好，“想干嘛就干嘛，可以有‘奋不顾身’的爱情，也可以有‘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确实还没有做好要一个孩子的准备。”

疑虑2：养得起吗？

“奶粉贵、看病贵、入托贵、择校贵、买房贵”是一些人是否生二胎犹豫的原因。对于生二胎，经济问题是刘玉梅夫妇最大的顾虑。“在北京养个孩子，一个月轻轻松松就得花上千元，上个幼儿园每月学费都是一千多元，更不用说奶粉钱，还有生病吃药等。”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刘玉梅说。“有些人说养不起不生，其实穷就穷养，富就富养，我父母那辈人都是兄弟三四个，照样长大了。”1981年出生的房政军夫妇从河北来京打工，房政军在北京一家电器商场做销售。他坦言如果政策允许肯定再生一个。

疑虑3：划得来吗？

有人说，我们这代人已经太累了，再生两个孩子，养而不教，教而不善，结果是害人(孩子)害己，实在划不来。针对父母“想抱孙子”的追问，孙菲给了父母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已经“啃老”了。如果再生孩子，又没有时间照看，还要“二次啃老”，有些不忍心。但也有人认为，划得来。33岁的北京市民郑辉说，孩子将来不孤单。“而且一个孩子长大后要面对四个老人，压力太大！”[详细]

全国每个家庭平均想要生1.86个孩子

现在，全国每个家庭平均想要生几个孩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表明：1.86个。这是2013年社科院综合《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针对128个县区、256个街道和乡镇、512个居民委员会共计7036份样本）和《2012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5547份样本）两项调查得出的结果。城乡生育意愿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上世纪80年代差距较大，现在基本持平。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地区的生育意愿差距也在逐步缩小，平均生育意愿在1.7—1.8个孩子。[详细]

“从1980年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到1988年农村一孩半政策，再到单独两孩，计划生育政策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完善的。”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单独两孩新政只是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一个重大举措，最终目的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影响1：生育率显著回升

生育率如果长期低于1.8，或长期在1.5—1.6水平上徘徊，不利于人口的均衡发展。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高达7左右，人口增长率高达2.5%。上世纪90年代初，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1以下，目前已降至1.5—1.6。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将使我国总和生育率有相对显著地回升，虽然今后几年回升可能比较快，最高点可能超过1.8，但累计效应释放后，生育率会波动在1.6—1.7左右。[详细]

影响2：老龄化程度降低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说，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12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4.3%，2030年将达25%左右，预计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达到4.4亿左右的峰值，约占总人口的1/3。调整生育政策，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到2030年将使老龄化水平从24.1%下降到23.8%，到2050年从34.1%下降到32.8%，到2100年从39.6%下降到34.3%。[详细]

影响3：出生人口性别趋衡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1994年以来一直高于115，2004年高达121.2，2009年以来有所下降，2012年仍高达117.7。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唯一手段。实施“单独二胎”政策未必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但一定能使其下降。[详细]

影响4：劳动年龄人口增加

“单独二胎”政策放开，未来15年，劳动力总规模将每年多出2800万，到2050年劳动力规模减少幅度将相差3个百分点。如果生育政策不变，我国每年减少有效劳动力供给811万；实行“单独二胎”政策后，每年减少760万左右。这将大大缓解我国未来劳动力的供需失衡。尤其是我国劳动力规模大幅度下降的拐点将出现在2025至2030年前后，当前调整生育政策正是时候。[详细]

影响5：家庭发展能力提升

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减，从1982年的4.43人降至2010年的3.10人。独居老人家庭比例有所升高。我国现有独生子女家庭1.5亿多户，出现一些“失独家庭”特殊困难家庭。家庭的婚姻、生育、养老等传统功能有所弱化，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单独两孩”从政策上终止了“421”的家庭结构，有利于家庭经济社会功能的发挥，有利于提高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也有利于子女教育。[详细]

影响6：对公共资源造成一定压力

一是加剧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竞争。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二是基层计生服务管理能力面临考验。三是公共服务、管理和保障亟须跟上。新政实施后，三五年可见到效果，出生人口增长将对医院、幼儿园、学校等公共资源造成一定压力。浙江湖州某妇幼保健院院长对在当地调研的乔晓春说，“大量高危人群集中生育，我们医院承受不了。此外，孕前免费优生检查的数量急剧上升，也给医院带来困难。”[详细]

影响7：生育势能释放后产生波动

“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新政后，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家庭都面临选择：生，还是不生？什么时间生？60后、70后和80后人群的态度差异很大。”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所所长杨成钢说，相关部门应做好引导工作，避免大起大落的波动。计划要二胎的家庭要避免扎堆生育，以免给将来的入托、入学及就业造成拥挤。压抑了很长时间的生育势能，在适当放宽生育政策后释放，肯定会在政策调整后的2—3年内产生出生堆积现象。”原新认为，采取渐进、微调、各省不同步的方式，可以避免出现大范围、大规模的出生堆积。[详细]

人口需要“质”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要赶的是“质”，不是“量”。实施“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有利于逐步实现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统一，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可以说，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启动“单独二胎”新政，实现人口“质”的发展、人口结构“质”的调整，不仅顺应民众的期盼，更可为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保持国际竞争力提供持续的动力。[详细]

全国应统一行动，不要各地“单独约定”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不仅仅是对民意的回应，更是目前社会形势的需要。但是，在时间表上却不应该给地方过多的裁量权。不能让各地在时间上也“单独约定”。无论生活在哪个地区，单独家庭的生育需求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比如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们，可能这种愿望虽然也很强烈，可是他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孩子今后的教育、婚嫁都是考量的因素。而对于消费档次不高的地方来说，这无疑会是利好的消息。但是，如果在“单独二胎”的好政策面前，不能做到全国一盘棋的话，就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详细]

新旧政策妥善衔接，配套措施需及时跟进

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影响。受访专家普遍表示，“单独二胎”放开后，新旧政策如何衔接，配置政策如何跟进，这些问题更需要周全考虑。另外，要做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应对准备。引导育龄夫妇合理安排生育计划，做好包括产科床位配备、人员储备和培训等在内的相关配套工作，尽量减轻在公共服务领域带来的压力。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封志明指出，除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外，应尽快确立国家人口战略目标，为未来20年至30年做准备。[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