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生活中，面對小區廣場的音樂噪聲、鄰裡裝修施工的轟鳴聲、過往車輛的鳴笛聲、商業店鋪的喇叭聲……不少人都可能經歷過類似困擾，被折騰的心神不寧，甚至徹夜難眠，卻又束手無策。而在《環境噪音污染防治法》出台20多年后，噪聲污染防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為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修改完善理應提上日程。

近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審議修訂《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的議案。該法此次修訂，內容之多、范圍之廣、擴展之快，前所未有。比如，擬刪除原法名稱中的“環境”二字，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噪聲污染防治法》﹔針對噪音管理中的突出問題，加強分類管理﹔擴大法律適用范圍，將高鐵、城市軌道交通等新型噪聲源納入防治對象范圍。該法修訂完善，既為規范“降噪除噪”釋放了積極信號，也提振了百姓維權的信心。

噪音污染不是“吵了點”的小事，而是事關百姓身心健康的大事。研究表明，噪音污染影響的，不只是群眾的心理健康，罹患心臟疾病的風險也會升高。污染的程度日益加劇，范圍也由城市向農村蔓延，高鐵、城市軌道交通等成了新型污染聲源……時下，噪音污染越演越烈，已成為環境改善的短板。近年來，有關噪音污染防治，越來越為社會和老百姓所關注。隨著相關防治措施深入推進，城市聲環境質量持續改善。由生態環境部7月發布的《中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報告》顯示，涉及城市聲環境的有關指標有所改善。

一直以來，噪音污染是城市治理的難點和熱點。據不完全統計，2020年的噪聲投訴仍高達約201.8萬件。由於噪音生成的瞬時性強、環節多、難取証，相關治理有賴於部門間的協同推進。無論是對“治噪”開鍘，還是對污染程度“認証”，都離不開各部門的相互配合。而部門之間權責劃分不清，治理易出現兩個極端，要麼對監管用力過猛，要麼相互推諉。而且，“治噪”著力點疲軟。由於“認証”標准缺位，懲處力道不夠，難以讓“降噪”擲地有聲。面對“執法難、解決慢”的現實困境，一些部門視“降噪”“防噪”為“燙手的山芋”﹔一些人對噪音困擾選擇“忍氣吞聲”。

可見，如何杜絕市民被噪音干擾，考驗著執法部門的責任與擔當﹔如何保障百姓的生活安寧，折射出城市治理現代化的能力與水平。監管權限廓清、防治對象厘定、管控措施完善、違約處罰強化……此次對噪音防治在立法上重新修訂，給出了“度量尺”，監管的“腰杆”硬起來了﹔圈出了“刻度碼”，懲處更有威懾力﹔厘清了權限邊界，部門之間協同治理更加應對自如。此外，由教育引導所形成的示范效應，激發廣大市民自覺“防噪”“降噪”，也為“生活安寧”增加了防護層。

由噪音污染形成的復雜性決定了對其實現溯源治理，需要但不止於，從制度上“劃清紅線”，在監管上“嚴防死守”，及廣大市民的自覺維護，還要用技術磚瓦構筑隔離屏障。噪聲污染治理，也應是科技攻關的應有之義，技術迭代抑或技術補丁，無論哪種形式，都能為“防噪”“降噪”固化防護層、隔離牆。因此，硬性的制度與柔性的技術環環相扣、共同發力，就能為“治噪”“除噪”補齊短板，讓城市告別噪聲污染，還百姓平靜與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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