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報：騷擾電話“回潮”，監管手段不能滯后

　　據《新京報》報道，近期騷擾電話呈“回潮”之勢：12321網絡不良與垃圾信息舉報受理中心網站自今年4月份以來，涉嫌騷擾電話舉報次數有明顯增加的趨勢。騷擾號碼涵蓋手機、座機、95號，有呼叫中心每人一天撥800個電話，而花500元就可以從網上買到1萬個部分真實的北京手機號碼。

　　騷擾電話是老生常談的問題，百度資訊顯示有超過25萬條相關新聞。問題是，近年來，有關部門嚴厲打擊騷擾電話，為何投訴卻越來越多？

　　12321網站的數據顯示，7月的涉嫌騷擾電話舉報次數突破了6萬件次，而去年7月隻有1.6萬件次。投訴越來越多至少可以說明：一方面，騷擾電話確實久治不愈，嚴重影響人們生活﹔另一方面，人們維權意識越來越強，積極參與打擊騷擾電話。

　　騷擾電話久治不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不易界定。目前相關法律條文中還沒有明確定義什麼是騷擾電話。因而，如何界定、處罰，商業營銷和騷擾電話之間的界限在哪等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明確。

　　另一個原因在於商業的需求刺激產業鏈上下游鋌而走險。數據顯示，貸款理財、違規催收和房產中介是撥出騷擾電話的“重災區”。這些依靠廣泛推廣、需要高頻次撥打電話的行業，一方面催生了職業化、團伙化的電話騷擾團隊，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干起了詐騙的勾當﹔另一方面刺激了信息販子不斷挖掘、買賣個人信息。據媒體報道，某些高檔樓盤，整個樓盤內的業主信息最高可賣到十幾萬元。

　　面對環環相扣的騷擾電話產業鏈，長期以來，監管卻顯得不到位、不徹底，對主要受益方即廣告主的監管不足。產業鏈涉及多個環節、多個監管部門，但是更多的時候都是工信部門在單挑，處罰方式也不外乎責令電信運營商暫停手機外呼功能或封號，治標不治本。而職業化的騷亂團隊不斷提升技術，甚至可以躲過國內一些領先手機安全軟件的攔截，這給監管帶來了較高的技術門檻，經常是按下葫蘆浮起瓢。此外，一些監管舉措推行不夠徹底。比如不用身份証依然可以買到電話卡，而個別電信運營商甚至還設計了專門針對營銷推廣的資費套餐，本來應該是監管者的得力助手和監管舉措的執行者，卻在某種程度上成了騷擾電話的“幫凶”。

　　工信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13部門日前印發《綜合整治騷擾電話專項行動方案》，決定自2018年7月起至2019年12月底，在全國開展綜合整治騷擾電話專項行動。此次專項行動的諸多舉措都很具體，注重技術性和可操作性。期待通過這次行動，我們的耳根能夠更加清淨。只是，寄希望於通過一次專項行動就根治騷擾電話，不切實際。這是一場持久戰，每一個被騷擾者都應該站出來投訴維權，積極參與持續的打擊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