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參加一個新聞發言人的聚會，一個過去常因發言而成為“新聞當事人”的新聞發言人抱怨說：這個位置真是個高危崗位，自己隨時准備“犧牲”。他說完這話，很多人都鼓掌表示認同。另一個做得很成功的發言人也表達焦慮：雖然自己還沒被頂上輿論的風尖浪口，主要是因為領導很支持，如果領導不支持，工作可能就難做了。

　　熟悉網絡輿情的人都知道，幾位新聞發言人的說法絕不是職業撒嬌，看看他們中的一些人在突發事件后被架到火上烤，因為一兩句話被輿論窮追猛打，就知道他們所言不虛。

　　經過當年非典事件的倒逼，和后來幾起大事件的洗禮，中國的新聞發言制度在這幾年得到了不小的推進。起碼多數政府部門都有了新聞發言人，建立了新聞發言制度，一事當前先向媒體公開信息已經成了常態。但不得不說，新聞發言人的生存狀態並不好，生存在體制和輿論的夾縫中，受到了來自官方和民間的雙重夾擊：媒體和民眾對新聞發言人有太高的期待，期待他們能給出一個滿足公眾知情渴求的答案﹔而官方對他們的授權又相當有限，一些領導只是希望他們扮演一個面對洶涌輿情的擋箭牌和官方的“傳聲筒”。這種角色期待的沖突，使他們很多時候兩面不討好，想用盡可能人性化發言讓公眾滿意，可當引發爭議時，他們又會成為“麻煩的制造者”。尷尬的夾擊下，發言人承受著巨大壓力，一旦在某個公共事件上，輿論的憤怒到了某種臨界點，還可能成為官方平息輿論的“替罪羊”。

　　新聞發言人應該是打通官方和民間兩個輿論場的“使者”，傾聽民眾知情的需求，回應民眾關切，把生硬的官方宣傳語言轉化成民眾聽得懂的話。官方和輿論都應該善待和善用這個使者，多寬容這個尷尬的群體，尤其應該有一種“容錯”的機制，就是允許他們有時說錯話，不能因為說錯一兩句話，或一兩句話可能有問題，就否定這個人。

　　為了激勵官員的改革創新機制，讓官員放手大膽地去試去闖，不少地方都出台了改革容錯機制，比如重慶就出台了《重慶市促進開放條例》寬容官員在創新上的犯錯：開放工作效果不好，或者造成損失，隻要程序符合規定，未謀私利，可以減輕或免除有關人員的責任。深圳也有類似的容錯條款。

　　我覺得，新聞發言人崗位也應該享受到這種“容錯”條款的保護，因為這個位置處於輿論的風尖浪口，開新聞發布會，面對那麼多記者和公眾，發言人有時難免緊張，說錯一兩句話很正常。而且，在中國的信息發布體制下，很多地方新聞發言人並不是掌握最多信息的人，對一些問題，他們可能並不知情。既不掌握關鍵信息，又要在發布會應對各種突發狀況和刁鑽問題，挑戰和風險可想而知，所以有時說錯話在所難免。輿論不必盯著一兩句話去群毆發言人，政府內部也要保護新聞發言人，給發言人營造一個寬鬆的環境，不能用懲罰發言人的方式去“平息”輿論不滿。

　　我的一個感覺是，某個地方的一把手如果經歷過某個負面輿情，一般會非常重視媒體溝通，理解和體貼新聞發言的不易。而那些覺得新聞發言人是“添亂”的領導，其治下的輿論生態時常比較糟糕。有關部門正在推進地方和部門“一把手”走上新聞發布的前台，定期與媒體和公眾面對面。這既能提升官員的媒介素養，也能產生共情效果，讓他們在“親自”發言中體會到新聞發言人的不易，也會對發言人有起碼的容錯心理准備了。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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