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結束了在香港大學的留學生活。返回日本后，我被調到由岡崎嘉平太先生和稻山嘉寬先生等前輩指導的、日中經濟交流最前沿的日中經濟協會工作。1980年1月，我第一次帶團訪問中國，受到中國方面的熱烈歡迎。我現在仍然清楚地記得我站在天安門廣場的情景。

　　繼1979年中國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之后，1980年的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每年3月，中國全國兩會召開之際，我都會想起當時的情形。正是因為中國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了這些法律，日本企業才得以正式在中國投資建廠，日中經濟交流才得以迅速發展。

　　我長期從事與中國相關的業務，開設了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大連事務所，擔任過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北京事務所所長、上海世博會日本館館長等。我長期研究中國經濟，而兩會就是我最好的老師，也是最大的信息源。在過去的35年間，我一直注重收集分析兩會信息，兩會報告自不用說，每當兩會代表帶著充滿自信的表情接受媒體採訪時，我的眼睛也會一直盯著電視畫面。我認為，兩會代表的場外發言也是兩會的關注點。

　　中國因改革開放而獲得發展機會，如今中國正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正進入新常態，並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全世界都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充滿關注。今年，我將就新常態撰寫文章，向各方進行介紹，我對此充滿了期待。

　　（作者為日本國際貿易投資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  

　　《 人民日報 》（ 2015年03月12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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