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國紀平：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

　　（一）

　　“這是亞洲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時刻。”

　　1949年10月3日，英國《泰晤士報》第四版刊登了駐香港記者關於新中國成立的報道。

　　今天，生機勃勃的人民共和國即將迎來65歲華誕，國際輿論以更加輕鬆的筆調講述著中國故事。

　　韓聯社寫道，因為有中秋節和國慶節假期，秋天訪韓中國游客有望大增，韓國化妝品和免稅店股價大幅上漲，中國游客青睞的電飯鍋和幼兒用品生產企業股價也在上漲。路透社文章稱，隨著中國國慶長假臨近，9月份中國黃金進口量增加，整個國際黃金市場正在緊密關注。

　　一窮二白的東方大國總有一天會改變面貌，想必這並未超出《泰晤士報》那位記者的想象力。不過，這位前輩可曾料到，有朝一日中國的國慶節將給世界各大媒體的經濟報道供料？

　　21世紀的中國故事又何止於經濟話題。

　　9月24日的北京秋高氣爽。天安門廣場，工人們揮汗如雨裝點著國慶巨型花壇。人民大會堂，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因為習近平主席的到來而高潮迭起。秘魯前總統加西亞的發言本來說好8分鐘，可這位《儒學與全球化》一書的作者竟足足講了15分鐘——

　　“儒家文化影響到其他國家和地區人們的行為方式，影響他們對自然、文化、家庭、政治制度、社會秩序的理解。這個過程出現的原因在於中國文化更加繁榮，中國人民更加團結，社會共識更多。”

　　（二）

　　向前走的人們，不應忘記曾經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過去。

　　回首我國近代史，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之重、付出的犧牲之大，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戰亂頻仍，民生凋敝，喪權辱國，成了舊中國長期無法消除的病癘。

　　“在赤日炎炎下，久旱無雨的黃土高原一片死寂，沒有綠色，樹木光禿禿的，樹葉被摘光了，樹皮也被剝淨了。路邊橫著骷髏的死尸，沒有肌肉，骨頭脆如蛋殼，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美國記者斯諾曾長期在舊中國考察，他在書中真實記載了當時中國大飢荒的景象。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預言：中國人口眾多，歷代政府包括國民黨政府都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這是他們失敗的原因。同樣，共產黨政權也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它必然會因此而垮台。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以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充滿英雄氣概的政黨。毛澤東1949年9月2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致開幕詞時庄嚴宣告：“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2009年，澳大利亞《世紀報》寫道：10月1日的“生日派對”就是一首對現代中國從飽受戰爭折磨和一貧如洗的起點長途跋涉到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頌歌。

　　一年后，法國主流經濟報紙《論壇報》在社論版就以一條醒目的紅色中國龍為題花，以“中國改變了什麼”為主題開辟中國經濟專欄。接受專訪的29位經濟界精英認為，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大規模、快節奏的國家崛起，這一獨一無二、世界范圍內的大規模崛起正在並將繼續沖擊這個時代。

　　有西方學者做過計算，2011年，中國為世界貢獻了1.3萬億美元的經濟增長，相當於每12周半創造出一個希臘的經濟總量，每一年創造出一個西班牙的經濟總量。

　　2013年，中國進出口總值達4.16萬億美元，成為全球貨物貿易進出口第一大國，為全球貿易伙伴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和投資機會。

　　10多天前，阿裡巴巴在世界金融之都紐約成功上市，以2314億美元市值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市值互聯網公司。美國《時代周刊》驚呼，“你的下一份工作沒准就在中國”。

　　歷史上有哪個人口大國，像中國這樣迅速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給全世界各國，尤其是給那些曾經慘遭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掠奪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普通民眾，帶來如此豐厚的發展紅利呢？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看來，中國式的市場經濟將以一種當前我們無法想象的方式繼續，而數千年的中國歷史沉澱將為其提供牢固的基石……隨著中國在21世紀持續向前發展，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市場經濟，進一步融入全球勞動分工，中國同時也在回歸自己的傳統。

　　英國著名史學家弗格森在被一幅幅中國圖景震驚的同時，也清晰地感覺到，西方主宰了500年的這段歷史，正接近尾聲。

　　搭乘快速行進的中國列車，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與一個正在重新尋找輝煌的偉大文明進行著前所未有的密切互動。越來越多研究中國的學者，將視線超越中國的經濟規模和發展速度，超越中國一年生產了多少億雙鞋子這樣一些具體數據，探求中國故事背后的發展道路、動力源泉和制度安排，展望中國故事將為人類發展進步作出怎樣的貢獻。

　　（三）

　　為什麼中國發展壯大起來了，而有的國家卻亂了、散了或者衰落了？是純粹偶然因素作用，還是必然的結果？

　　尋找其中答案，關鍵要看道路問題。古今中外，由於發展道路選擇錯誤而導致社會動蕩、國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可以說，道路問題從來都是決定國運興衰第一位的問題，道路選擇牽系一個國家的命運。

　　很多人認為，當今世界最應被深入研究的國家發展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有目共睹，從201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翻開中華民族奮斗歷程嶄新一頁，到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全面深化改革號角，再到2014年改革開局之年中國各領域呈現的新常態，中國共產黨率領13億中國人民團結奮進，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穩步前進，展現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有目共睹，中國選擇了一條成功的發展道路，這是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因為走上了這條道路，中國發展壯大起來。中國的跨越式發展成為國際社會熱議的焦點，甚至有外國知名學者以《當中國統治世界》為題著述。有書評就此指出，書名使用“當”而非“如果”，說明作者意識到中國崛起已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必然。

　　為什麼在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下，中國的發展道路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

　　顯然，無論情願與否，外界觀察者都已經不可能回避中國道路的合理性、正確性、必然性。對於一個發展中大國而言，選擇正確的道路，關系根本、牽動全局。因而隻有聚焦“道路”，人們才能真正把握解密中國奇跡之門的那把鑰匙。

　　（四）

　　加納前總統羅林斯曾將自己的辦公地設在一座緊挨大西洋的石堡。這座石堡在歷史上被歐洲人用於運送奴隸，羅林斯選擇此地是為了永不忘記“屈辱的歷史”，帶領國家奮發圖強。

　　然而，這樣一位心懷夢想的領導人也曾有過疑慮：“我們的民眾似乎缺少一種理性精神，好像這種精神已經被殖民主義閹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難做。”

　　一個后發國家如何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改變自身命運，實現趕超？這個命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大批發展中國家所共同面臨的歷史挑戰。而羅林斯所言“理性精神”，正是后發國家在探索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時必不可少的。

　　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發展中國家的探索不是在歷史的真空中進行。經濟全球化逐步改變了世界圖景，但是整個國際秩序的主導權卻還是被西方國家牢牢握在手中。盡管昔日殖民主義的老路已經走不通，但是作為現存國際體系的既得利益者，西方國家又怎會心甘情願將優勢地位拱手讓人？

　　“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的這句名言講得很坦率。

　　回顧整個二戰后世界史，西方國家按照自己意願改造世界的行動貫穿始終。在這樣的國際秩序中，很多發展中國家在探索自身發展道路時，首先要面對如何處理來自西方的“萬能藥方”問題。

　　幾年前，一家非洲電視台的民調顯示，該國民眾最關心的問題，第一是就業，第二是治安，而該國議會反復討論的“中心議題”卻是隻有不到2%的人所關心的“憲政改革”。

　　百裡不同風，千裡不同俗。任何一個國家的道路，都應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來決定，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決定。無本之木豈有長生挺茂之理。不顧國情照抄照搬別國的制度模式，到頭來很可能畫虎不成反類犬，不僅無法解決實際問題，而且會因水土不服而生出禍端。

　　（五）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中國的事情隻能靠我們自己。這是中國從自身歷史中得到的深刻領悟。

　　近代以來，急於救國的中國人嘗試了各種主義和思潮，卻都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最終，飽經磨難的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通過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才徹底推翻了三座大山，開啟振興中華的征程。

　　改革開放前夕，剛剛從“文革”十年動亂中走出的中國百廢待興。一個依舊吃不飽飯的落后大國如何才能找到一條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正確道路，成為擺在當時所有中國人面前的時代命題。

　　苦苦求索的過程中，中國從來沒有指望完全依靠別人來實現自己的發展夢想，沒有去拄著別人的拐棍走路。正如鄧小平所強調：“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

　　隻有扎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經過不懈探索和大膽實踐，中國找到了自己的發展道路。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發揮政府和市場的良性互動作用，以改善老百姓生活為政府首要目標，漸進實施改革，全方位對外開放……基於國情世情、切實可行的治國方略，帶來國家實力的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國際影響力的上升，雄辯地証明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實現人民福祉，堅定不移走這條道路、與時俱進拓展這條道路，必將引領中國走向更加光明的未來。

　　（六）

　　如果以西方國家近幾年走過的“動蕩歲月”作為參照系，中國的穩步前行就更顯珍貴。

　　本世紀的最初幾年，美國著名新聞評論家法利德·扎卡利亞熱衷於向讀者宣告，美國享有自羅馬帝國以來未曾見過的“全方位單極地位”優勢。僅僅十年之后，他就將視線轉向“后美國的世界”以及“其余國家的崛起”。促成扎卡利亞重新審視這個世界的，不只是“其余國家的崛起”，也源於西方世界自身體制機制弊端的集中暴露。

　　首先，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導致選舉前后兩重天，民主已被“格式化”。

　　當代西方著名理論家羅伯特·道爾認為：“民主最關鍵的特征是政府對其公民的偏好持續的回應性。”然而，在一些西方國家，對一人一票的膜拜已經取代了對於民意的真正尊重。

　　在福利制度上已經高枕無憂躺了幾十年的歐洲，終於有人擔憂“歷屆政府隻管點菜不管埋單”的問題。政治家受困於選票，無力推行真正有利國家長遠利益的改革。哈貝馬斯被認為是當今歐洲最重要的思想家，歐債危機不斷蔓延之際，這位年過八旬的哲學家挺身而出，猛烈抨擊歐洲政客和官僚“毫無信念”，只是擔心失去自己的權勢，而歐洲的民眾卻變成了無力的旁觀者。

　　英國自民黨在上屆大選之前信誓旦旦，許諾削減甚至免除英國高等教育學費，但與保守黨組成聯合政府后，卻迫於財政壓力一再食言。英國民意機構調查顯示，隻有18%的英國民眾相信政客所說的話，而隨著政客逃稅、欺詐行為的增加，59%的民眾質疑政客的道德水准。

　　近幾年來，“佔領運動”在西方世界刮起旋風，表明洶涌的民意正在尋找選舉機器以外的有效表達。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威斯特在演講中呼吁：“不可能將解決華爾街的貪婪問題轉換為提出一兩個具體要求。我們現在要談的是一種民主的覺醒。”

　　其次，盲目追求選票，導致政治與金錢的結盟變得更加堅不可摧。

　　美國媒體披露，美國富豪借非營利組織捐獻“黑金”操控政治，2010到2012年選舉周期中，“黑金”數額高達3.1億美元。而今年的中期選舉，相關開支更是有可能達到10億美元。就連民主黨參議院競選委員會主席貝內特都表示，廣告數量如此龐大，加上選民不知道誰為廣告埋單，可能會導致選民在選舉日之前，就喪失了投票欲望。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勞倫斯·萊辛格把專著《失落的共和》的副標題定為“金錢如何腐化了國會，以及一個停止它的方案”，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則更進一步，將林肯的名句“民有、民治、民享”改成了“1%所有、1%治理、1%享用”。美國總統奧巴馬坦承：“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產生腐敗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供錢者的利益。”

　　再次，黨爭紛沓、相互傾軋導致整個政壇相互掣肘、內耗嚴重。

　　今年早先時候，一款智能手機應用程序在美國走紅，使用者通過掃描商品的條碼就能從程序中得知該產品生產商的政治傾向。結果顯示，桂格燕麥公司平均78.5%的錢投給了共和黨，星巴克公司80.75%的錢給了民主黨。

　　該款軟件走紅無疑反映了美國社會政治“極化”之風愈吹愈烈的苦澀現實。事實上，早在該應用程序問世前，美國民主黨前參議員拉斯·范戈爾德已經做出預測稱，按照美國兩極分化的速度，兩黨人士不久就會要求消費品反映他們的政治立場——美國將會有“共和黨”牌牙膏和“民主黨”牌牙膏。

　　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托馬斯·曼看來，始自國會山政治精英的政治極化，已經蔓延到民眾中，而民眾的政治極化又會反作用於國會，固化兩黨分歧，這種從上到下向兩極偏離的趨勢會在美國社會內部催生彼此之間不能理解、無法交流的“部落文化”，給美國的政治體制造成巨大負面效應。

　　政黨極化同“制衡體制”兩相疊加，又進一步弱化國家能力。從財政懸崖到政府關門，再到本屆國會被評為“最低效國會”，華盛頓頻頻上演政治鬧劇。

　　難怪西方政治學界近來流行“有否決權的玩家”理論。事實表明，在一個政治體系中，如果有否決權的玩家很多，就沒法做決策，群龍無首、一盤散沙的情況隨之出現。

　　凡此種種不難看出，“西方民主還真是個問題”，這種觀感早已不僅是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個人判斷。難以找到解決自身弊端的勇氣與智慧，西方又怎能繼續在自封的神位上安坐？

　　（七）

　　古羅馬哲學家塞內加曾經說過：“有准備的人遇到機會，幸運就會降臨。”

　　沒有人相信“持續增長是一種主要依靠運氣的隨機現象”。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認為，“快速、持續的經濟增長不是自發產生的，它需要一個國家政治領導人的長期承諾，這個承諾需要以耐心、堅持和現實主義來實現”。

　　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中國大趨勢》一書中分析了中國成功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家的長遠目標通過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政府制定優先政策和優先發展重點，而人民各盡其責，在保持和諧與秩序的同時允許多樣性的存在”。

　　據報道，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參加上海磁懸浮列車的啟用儀式時，媒體問他為什麼德國西門子公司生產的列車，最終由中國而不是德國購買並投入使用。施羅德答道：“因為德國修建這樣的項目有太多爭議……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顧及。”意大利著名學者納波利奧尼評論說，中國則不同，中國由政府決策，如果有需要，那麼就修建。在中國，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為人民服務。

　　美國學者斯蒂芬·李柏在《紅色警報》一書中指出：“中國領導層能夠制定長遠的國家發展規劃，並按部就班地把計劃付諸實施，這是西方國家做不到的。”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前駐華首席記者齊邁克曾感慨地說，中國隻用了30年的時間就把英國和美國在工業革命時期需要100年才能完成的使命完成了，極大地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僅憑這一點就應當“給中國共產黨打一個高分”。

　　法國學者高大偉曾這樣勸誡西方世界：在中國面前，西方要學會謙虛﹔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至少有7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都長，再加上長期精英政治文化的傳統，很難想象中國會完全跟著西方模式走﹔中國一定是我們新世界的一個共同設計師。

　　美國學者傅高義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中國的確做了很多事情，做得不錯。雖然中國的做法不能完全照搬，但也有值得美國學習的地方。”

　　（八）

　　歷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那樣做的結果，不是必然遭遇失敗，就是必然成為他人的附庸。

　　打破照搬照抄的沖動，從實際出發探尋自己的道路，這是智者的選擇。在德國杜伊斯堡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托馬斯·海貝勒看來，這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秘訣。

　　對世界而言，中國道路取得的成功無疑是振奮人心的。這不僅意味著一個發展中大國崛起給世界創造無限發展機遇，而且充分証明了一個道理：各國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所謂“終極模式”根本就不存在。

　　出自加納前總統羅林斯的一段話，恰是對中國啟示的精辟闡釋：“西方人總是給你規定一個模式，隻能照搬﹔但你們的鄧小平說，千萬不要照搬我們的模式，而是要實事求是。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國家才能講出這樣的話，這是一種西方永遠不及的智慧。”

　　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概。天下將興，其積必有其源。站立在960萬平方公裡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礡之力，中國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台，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

　　中國信心，根深源遠，堅定不移。

　　中國道路，承載夢想，走向輝煌。

　　《 人民日報 》（ 2014年09月30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