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贵民：同享“中国梦” 共筑幸福新世界

“梦”，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它意味着对未来的憧憬，对发展的渴望，对美好的认同，对价值的追求，是历史之思，是民族之魂，在“中国梦”的召唤下，把强国与富民相结合，凝聚中华民族的每一份力量，在尊重每个人的个人梦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

“中国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有关“人的发展”的最好解读，马克思主义说到底就是人学，是有关人的价值实现的理论体系，它认为共产党人奋斗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的彻底解放，在这种人类历史上最为完美的社会形态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3年3月17日，新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发表讲话，号召人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这是习近平对中国梦的又一次全面阐述，这也是中国政治家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的共同之路。

“中国梦”的理论实现了“三统一”：首先，它是个人梦、国家梦有机统一，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每个人的奋斗的成果，都是在为国家、民族做贡献，同时每个人社会公民在“中国梦”的旗帜下，能够充分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感受国家富强的自豪。其次，它是民族梦与富强梦的统一，“中国梦”是全体华人的复兴梦，“中国梦”的核心是民族梦，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人民同享“中国梦”，才能实现完全意义的复兴。第三，它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统一。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中国梦”即是为“世界梦”做贡献，习近平同志强调“世界梦”即是“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所以“中国梦”与“世界梦”在本质上实现了一致性的价值诉求。“中国梦”是中国和平崛起时期，向世界传递的积极信号，也是中国新时期外交话语权的文化体现。

“中国梦”不仅是中国建国几十年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深刻沉淀，也给世界其它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另外一条稳健之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保持长久的政治稳定、不向周边国家输出战争，实现了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中国梦”、“世界梦”也是新时期国际关系交往的指导性价值原则：每个民族无论大小、国际影响力，都拥有梦想的权利，都拥有追求民族进步、实现国际平等的权利。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梦”要为实现世界梦作出新贡献，“中国梦”不仅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是推动实现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梦想的长久动力，实现“中国梦”必将进一步拓展世界人民通往“幸福新世界”的道路。

“幸福新世界”与中国话语权

当前国际竞争依然以军事力和经济力为主，但国际整体呈现和平、缓和的态势，国家竞争的形式也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的影响不仅呈现在经济、军事震吓上，亦体现在价值垄断、意识输出上，这种更为精微的技术层面的操作，也导致了国际整体局势发生了巨大改变：一是落后地区的民族觉悟不断提高，对发达国家不再逆来顺受；二是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很难爆发，意图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综合考虑国际影响及全球一体化下本国可能遭受的经济制裁；三是国际竞争呈现出“一主多元”的局势，即以经济竞争为主，军事影响力、文化影响力、政治影响力等竞争亦在不断加大权重。同时，短时期内大国之间军事力量呈现平衡，很难再有世界战争的爆发，国家竞争开始转向更为“精微”、更为“隐蔽”的战线，如网络战、舆论战、信息战等。这种国际权力的新结构，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文明，相反陷入到更为稳固的“话语结构”中，西方的强势文明以一种更为精巧的方式，通过“经济话语权”的掌握，来完成对欠发达国家的价值输入及文化控制。在这种话语结构下，大国对弱国的统御不再是赤裸裸的殖民与侵略，而是更为隐秘的“话语剥夺”与“话语入侵”。“话语系统”背后给中国文明带来了契机，“知识决定权力的产生”，拥有文明的民族将在健康的世界体系下，逐渐掌握“文化话语”。在“中国梦”的人类文化学框架下，世界格局的划分是建立在国家主流文化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公认的社会价值体现，也是该国的国际形象体现。按照这一划分标准，世界大体有三类社会构成，即商业社会、信仰社会、文化社会，这三个基本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甚至是渗透的，商业社会的国家亦有信仰和文化，信仰社会的国家也有商业的要素：商业社会，即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发达经济国家，强调市场伦理，强化资本主义的拓殖精神及价值输出，在商业精神的主导下，国际形象亦是长袖善舞、频频主动；信仰社会，即以中东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印度、东南亚佛教国家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国家，这些国家的主导政治力量为宗教力量，信仰在国家体制的构建中发挥着极端的重要性，与商业社会不同，这些国家强调彼岸追求及信仰诉求，对外在的、物质化的市场经济行为持反感或排斥态度；文化社会，即以中国、法国、俄罗斯为首的具有强烈的文化底蕴或鲜明的文化符号的国家，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积淀、法国在欧洲的历史文化地位、俄罗斯“双头鹰”或“北极熊”政治符号等，这些国家均经历了漫长的人类历史，或在国际格局中承担、扮演着重要的文化辐射渊源地的角色，对区域局势的平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梦”、“世界梦”是一个文化政治学的符号，在这个体系下对国际构成的新划分，一方面可以更为深刻地剖析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如中东紧张的国际局势，除发达国家的战略布局因素之外，宗教信仰的冲突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东南欧区域紧张，亦由俄罗斯“双头鹰”政治形象有关；另一方面则为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提供更为贴切的话语权合法性，中国改革开放只有短短30年的时间，但这30年的经济财富积累足以让中国跻身经济强国之列，加之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是东方强国的历史，引来西方社会与邻国的不安。但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国家形象，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扮演着“智者”的形象，弱化了“大国崛起”对世界的感官冲击，对于正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从近代以来，所谓的全球化均是为西方社会所主导，西方人不仅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裁判员，也是政治舞台的主角、明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中国在国际的政治舞台上只能拥有选择进入或不进入的尴尬，而没有实质性的、决定性的权利。当前，中国被动的外交局势已经有了本质性的改观，不少有识之士也不断提出中国作为大国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应当制定游戏规则。但国际事务的游戏规则制定，不仅要求有国家实力的支撑，更关键的要素在于“国家理解力”，即构建新的国际格局的思想源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格局是建立在“巴黎和会”“强权即真理”的理论溯源之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格局是建立在“金元体系”之上，美国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说到底就是经济实力。所以，在这种国际格局之下，中国只能做到“旧瓶装新酒”，即跟随美国格局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么，哲学创新的方法论，说到底是支持“新瓶装新酒”，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局势，这个国际局势与世界和平的趋势不矛盾，不影响中国的和平复兴、民族崛起之路，同时由相匹配的国际地位来支撑，中国话语权在丰富的“国家理解力”之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个格局即“文化世界格局”，实现了“三符合”：符合三个世界划分的标准，即实现了国家外交话语获得的合法性；符合中国“文化世界”的形象要求，即实现了国家外交话语获得的应然性；符合中国文化大国和和平崛起的发展趋势，即实现了国家外交话语获得的合理性。

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其特点在于，对世界的理解，归根结蒂建立在对“道”的终极信仰。这个哲学范畴，与基督文明中的《旧约》创世观的传统，和古希腊柏拉图哲学中的“中道”，都是世界不同类型的文明对世界生成系统的解释，也意味着世界未来“文化话语”竞争的三大格局。“文化话语权”的生产需要从“文化话语主体”开始，经过权力的传播链条，在对话语客体产生影响，取得效果之后才生成话语权。所以传播过程中两个环节“设置议程”和“构建框架”，对话语权力的生成至关重要。设置议程解决的是“说什么”的问题，“构建框架”解决的是“怎么说”的问题。中国未来的“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事实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上，解决话语资源的寻找上；二是寻找到与西方话语模式差异，坚持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追求。

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已经超乎西方经济学家的预想，中国秉持和平崛起的大国战略，也应和了上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所说的“唯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世界”。剔除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自我膨胀，及五千年文化的优越感，反观中国近期发展，确是中国“话语权”的建设期：经济腾飞，政治稳定，文化繁荣。中国话语权的构建，成为当前热点。漫长的中国近代史，中国一直处于向世界学习的阶段。先向东洋人学习，后向西洋人学习，大体都经历了“技术学习——观念引进——管理反思”的三个基本阶段。改革开放作为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里程碑，意味着这个古老的民族，以更加宽容，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到世界史的进程中来。

当前的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不满，但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依然是世界第一，各洲大国亦在反思这种“一主多元”的国际局势对本国的负面影响，如法国为消解商业资本主义对本国文化的影响，有计划地削减商业广告在主要电视台的播放，为保持法语的独立性，拒绝主要标志物使用英语标示等；非全球性的国际区域组织如东盟、欧盟、非盟等，亦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种国际局势下，“文化世界”的主导格局刚刚开始，中国拥有深厚底蕴支撑的话语权，拥有几千年的“世界管理经验”，在这个主导体系中，中国有实力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幸福新世界”的国际新格局无疑是中国政治家的领导世界能力是一次综合的实现，也是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的绝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