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贵民：同享“中国梦” 共筑幸福新世界【2】

“幸福新世界”与历史沉思

“中国梦”在对中国改革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总结与沉淀，是建立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基础上对开创未来、实现“幸福新世界”的自豪体现。“幸福新世界”世界版的“中国梦”，是依托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面对国际发展潮流与趋势的“文化突围”，“幸福新世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经验的自信展示，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成熟的、成功的道路。

人类从17世纪进入工业革命以来，短短几百年的时间创造了有史以来所有财富文明积累的总和，但也带来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副作用”：人借助于机器文明提升了群体征服自然的能力，人不再渴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不再艳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情画意，背井离乡在工业社会构建的钢铁混凝土森林中谋生，放弃与自然的亲和。人不再是自然之子，不再对自然保留敬畏，借助工业文明的创造物，人甚至被赋予了战胜自然的能力；人成为大机器时代生产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从表象上看，是实现了合理分工，但更为深刻的社会学意义是脱离了农业社会的全能成长，人成为一种技术符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降低了情感与价值沟通的需求，人将自我与社会区分开来，社会治理结构中法制的强度一直在增加，自我内化的调节机制被削弱；在商业主导的世界，人被物质所支配，证实自我、实现价值的方式逐渐呈现单一化，导致了人的生活成为“单子化”的个体生活。

对于整个世界的格局也由此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的青年哲学家开始反思战争对人生命摧毁的悲剧，由此诞生“垮掉的一代”，这一代人所主导的政治格局与传统的政治格局不同：这一代人如今在世界的政治舞台越加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倡导的诸多价值亦体现出与二战“英雄时代”的差异性，诸如更加注重个体价值、关注社会公平、强调制度构建等等。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政治格局呈现和谐化的态势：如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冷战”思维并没有真正消弭，它一方面继续利用经济强势进行所谓的“全球扶贫”，另一方面借助军事和经济的影响力，大肆向落后地区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情况下，部分落后区域国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短时期的好转，但也确实带来巨大的文化灾难。一般来讲，在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多为农业主导型国家，这种所谓“落后”状态亦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考量的结果，如亚洲国家不丹，经济排名在全球100名之后，90％的人口为农业人口，但并不影响国民的幸福指数。主要原因在于不丹在全球西方强势话语系统的影响下，依然保持了自我价值的独立性，把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便利，使文明建设的成果为人服务、为人民服务。相反，诸多近年来经济发展迅猛的国家与地区，现在陷入了诸多社会问题的泥淖，如信仰迷失、价值冲突、社会崩溃等，这些最深层国家支撑价值的失守，导致了如此的一个恶果：一个负面的社会问题，即产生极强的国家管理上的“蝴蝶效应”，这些社会问题在已经成熟几百年的的西方社会，可以被强健的社会体制、法律制度以及庞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消解，而在转轨型的国家中，这些看似微乎其微的社会事件，往往导致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灾难。

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转型期的落后国家与地区，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系统内亦存在严重的社会危机。“病者不自医”，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借助了工业革命的成果，在最近几百年内迅速实现国家财富积累与增长，同时借助于“三权分立”的政治设计理念，强化国家体制建设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这种国家构建的态势，社会发展相对平稳、社会机制相对公平。但其社会深层矛盾在上世纪已彰显出来，如尼采高呼的“上帝已死”、马尔库塞所强调的“单面人”等，社会和国家成为压抑个性的一个巨大机器，个体生存的个性被消解，个人的生存被外在的经济上的虚假需求所支配，不再有所谓的“个人空间”，人又重新成为一种技术符号，“工具理性”呈现出极强的支配性。在意识形态的建设上，发达国家并没有放弃该领域的强化管理，相反它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和政府管理的技术机器，把每个人纳入到严密控制的体系之中，这种“隐士式的极权控制”，导致资本主义建国之初的国家精神沦丧，如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在如此体制之下，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不可能实现，人成为被异化的精神奴隶。正如马尔库塞所讲，人们虽然生活富裕，但受压抑和异化却更严重了。在技术控制、民主政治的面纱背后所显现出的现实是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沦丧，以及“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

“中国梦”是一个公民共建，全民共享的社会理想架构：从社会整体上讲，要保证人们的基本营生，同时构建社会公平，给予每个社会成员以“家”的感觉。“中国梦”根据人们的幸福欲望而制定“国民幸福值”、“幸福指数”等幸福参数，物质条件的进步与改善，是以人们的心理接受能力为前提的。尽管重视物质，但要在深层面对物质增长与幸福，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等问题，展开直接讨论，从幸福的核心、本质内涵角度去思考幸福问题，以期作为普遍的价值原则去影响和引导人们的幸福观。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梦”不是“美国梦”。“美国梦”以自由和繁荣为标签，宣称一个人无论什么背景，只要他来到美洲这个新大陆，通过个人奋斗，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从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西进运动”，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普通民众多年财富积累被掠夺一空，都可以看出“美国梦”只是代表所谓的少数“社会精英”，对于绝大所数人来讲，“美国梦”只能是一个梦。中国梦的主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三层含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人民幸福强调的是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协调性一致性，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造福全体人民。人的价值尊严体现于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人是生物界中能够觉悟生命、反思生命、追求价值的精灵，而非仅为生存而生活的物质工具，这是人的价值尊严的体现，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成果是为人服务的，而不应该是奴役人的新工具。人的终极价值追求应该是追求人的幸福和全体人类的福祉，这是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实现个体之福、社会之福、国家之福，有福才能乐道，在这种整体的社会氛围中，每个人的生存价值亦寻得皈依性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