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贵民：同享“中国梦” 共筑幸福新世界【3】

“幸福新世界”与中观方法论

“中观”是一种哲学上的方法论，在对幸福的考察上，是将经济总量与经济个体要素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一方面肯定国家在经济发展大局上的极端作用，另一方面肯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实现社会个体的幸福。“中观”的理论起点，是在肯定经济发展的绝对意义的基础上，将社会变革的烈度与社会个体的承受能力充分综合，既维持社会的健康发展，也保证社会个体的幸福诉求。对于幸福的研究，既要远溯天人之辩，也要考察现实生活中人的幸福感；既要强调人性的空灵，也须增加物质的满足。这种方法论，将幸福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统一，远观人类社会的“大同梦想”，近思当前社会建设的正义性。从幸福感、幸福现象、幸福存在着手，厘清幸福的具体逻辑层次，探询幸福的价值和意义。家师张立文先生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这一命题时，明确地提出：“自己讲”，“讲自己”。所谓的“自己讲”，即是以西方哲学的体系建构，重新发现中华文明的范畴；“讲自己”，即是以“中国方式”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时代危机的义理解决，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形而上者之谓道”的赤诚追求。“中观”之于幸福哲学的意义也在于此，将幸福放置到“中观”之道的研究范围中。在当今商品大潮中，外在的物质异化掌控了人的幸福尺度，坚持“中观”的方法论，有助于个体私欲的抑制，提升个人的理性水平；同时有助于人们在现实生活实践中完善自我，安顿自我，实现自我。在彼岸此岸世界的建设上，儒家在创始之初就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对死亡问题的态度，并不是消极的回避，而是以“向死而生”的态度，积极入世。纵观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强调积极入世，小到修身，中到治家，大到平天下，再到“大同”梦想，可以看出以“仁”的精神为贯彻的儒家文化，结合中国人的伦理生活，一直主宰着中国人的世界实践精神。这种实践精神，意味着中国人的民族坚韧性，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均体现出先秦儒家对社会责任的积极认同。到了宋代，朱熹则讲：“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都展示出在中国特有的文明气质，在中国文化中极少寻得文人对彼岸世界的畅想，即使寄托于宗教、神话，如“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也体现出中华民族为追求幸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方法论固然是探讨纯理论的形而上之道的，但它又不应是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哲学对形而上之道进行探索，这种探索并不是束之高阁的高高在上，而是应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有切实的指导作用。哲学一直也在强调对生活世界的指导，如儒家传统强调的“道不远人”，追求“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儒学中反复强调的上学下达，知而能行，知行合一。“新世界”是以中国为主导的、超越了意识形态界限的人类共同价值诉求的文化世界，它在政治哲学的领域中，与中国古典哲学传统实现强烈的内在关联，如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强调共生、互益，为新时代的外交精神注入经典传统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强调积极入世，小到修身，中到治家，大到平天下，再到“大同”梦想，可以看出以“仁”的精神为贯彻的儒家文化，结合中国人的伦理生活，一直主宰着中国人的世界实践精神。儒家的思想强调真知真行，强调人的生命实践，在最高社会理想确定的基础上，以“仁”的精神，实现生命秩序和道德世界的贯彻；以“礼”的原则，实现社会生活秩序和伦理世界的建设。“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忧道不忧贫”等，反映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积极有为的社会担当意识。这种社会担当意识也就注定了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和西方的冒险、征服的精神基调不同，这种入世是建立在宇宙生命体认的基础上，个人生命及国家责任拓展的显示。盛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世界级政治家的情怀，与区域政治的狭隘相比较，更凸显出中国文化的伟大。

以农耕文化为主要文明形态的古代中国，地跨亚洲温热带，早在“轴心文明”时期，即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民族传统。在中国历史中，多次的民族大分裂、大迁徙、大融合，为中原的农业文化与北方、西北方的草原文化、游牧文化提供了广泛的接触、交流、融合的机会。同时由于海洋及陆地文明传播形式的拓展，也促进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道、佛三家和而不同，共同撑起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天空。与工业文明以来的国际治理方式不同，中国拥有极其深远的“世界管理经验”，如从西周开始确立的政治体制，即是一种典型的“世界管理模式”，西周严格的施行宗法制度和嫡长子继承制，建立了“周天子－卿士－诸侯－卿大夫－士－国人”的统治序列，各个诸侯国有自己独立的政府体制，拥有相对军事权和外交权，卿士辅佐周天子执政，诸侯世守其国，诸侯尽管是沿用世袭制，但亦要接受周王的册封，周王是天下的“邦主”，也是代天而宰的“天子”。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并不是仅仅强调天子对天下领土的享有，更是一种“世界管理责任”的体现。在世界管理的经验上，中国政治家思想资源和管理水平，是远远领先于世界几千年的。

“时代”作为一个时间名词，由物质条件决定的。每个时代的幸福感不同，大体来说，也是由于人的享受水准不同。然而，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无论是艰苦的生存条件，还是物质充裕的生活条件，在社会层面，存在着贫富不均的现象；在个人层面，会有顺逆起伏的经历，人们都会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如何才能达至幸福，怎样才能保持恒久的幸福？这些问题，返回到“社会幸福”的大问题上，不同的社会尽管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习惯，但屏弃掉这些外在的形式，幸福的背后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都十分强调人的内在精神的层面，都是以精神的充实，人性的完善，心绪的恬静、安宁为指归，都认为真正的幸福意味着活泼的生命力的释放、人生意义的获得，以及对自我生命力的适度把持，都主张将这种状态贯彻生活的始终，而这些问题都须哲学的指来完成。当前的世界格局下，构建“幸福新世界”是对中国政治家所提出的“幸福”、“中国梦”、“民族复兴”等宏大历史主题的积极回应：“幸福”是全体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幸福是一种“道不远人”的生活哲学。

“幸福新世界”是对中国古典世界管理经验的梳理，也是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度发掘。当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悄然成为中国国际话语实现的关键词汇，但“以何复兴”、“何以复兴”依然在探讨之中，中国的和平崛起亦引起世界与周边国家的不安。“幸福新世界”是在哲学思辨基础之上，对国家的内化管理（实现了人民的福祉）与国际的外在管理（谋和“大同世界”的基本精神及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特色）的深切回应，对于打开区域政治“自我利益”利益牢笼、实现全体人类的共同福祉是一剂良药。同时，“幸福新世界”不仅提供了中国外交舞台的话语权，也深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仁义美德，为每个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民族自豪感与伦理学的善意。

“中国梦”是历史之梦，把五千年的文明与历史发展的契机统一起来，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对世界发展之路的贡献；“中国梦”是世界之梦，把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之梦统一起来，为“世界大同”的梦想提供切实可行的思想资源；“中国梦”是力量之梦，凝聚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每一份力量，把每个中国公民的个人梦与中华民族的强国梦统一起来，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者系中金国联集团董事长，中直机关青联委员，中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孔子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