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忠：莫让“收受礼金罪”替代了“受贿罪”

　　9月28日《京华时报》报道：刑法修正案(九)拟定新罪名“收受礼金罪”，以解决向官员进行情感投资的定罪问题，这是记者于27日在北京举办的2014年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高峰论坛上获知的消息。在该论坛上，与会者就目前贿赂案件的形式、认定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多项亟待出台司法解释进行规定的问题。

　　除了“索贿”，还必须满足“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条件才构成受贿罪。“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社会潜规则与“灰色价值观”。受贿者不一定是官员，但一定是权势拥有者，或权势间接拥有者。而种种受贿者中，的确存在着拿人钱财，不替人消灾或未替人消灾者，其原因或出于欺骗诈骗，或出于权力一时难以对受贿所求事项实现“运作”。

　　但此时行贿者往往采取进一步加码措施，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多了自然权势者会给其办事。价高者得，钱多者优先，这当然又是权势拥有者的另一条潜规则。由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只存在“运作中”与“运作成功”两种形态，而不存在权势者受贿者无视行贿者的现象。那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成功，又为何成了受贿罪的必要“硬件”呢？换言之，刑法中的“受贿罪”构成要件本身即存在短板。即行贿者的目的是求权势者官员通过非法途径实现自己的目的，一旦形成行贿受贿事实，达到法定数额，即应当以“受贿罪”论处，而无关其行贿目的是否成功。拿人钱财，替人“办事”，无论办成与否，均已经构成了行贿、受贿事实，何必非要以“办成”为界定界限呢？

　　莫让“收受礼金罪”替代了“受贿罪”。收受礼金罪并不是受贿罪，量刑比受贿罪轻，“这个罪名的设置就将感情投资的问题解决了”，陈兴良说。客观来说，收受礼金罪是一种司法进步，它将官员所谓“感情投资”“礼尚往来”只适应党纪政纪处分而不适应刑法的问题来了一个终结，这预示着今后将加大对收受礼金和有价证券的反腐败力度。然而，这又将衍生一个新的问题，即收受礼金罪，会不会被歪曲被利用为权势者脱罪减罪甚至“洗白”？毕竟收受礼金罪并不是受贿罪，量刑比受贿罪轻，所有贪官污吏会不会通过非法手段极力“适应”此轻法而弃严法？

　　收受礼金罪，并不是个“减轻量刑筐”，什么样的收受礼金行为都可以一“筐”了之，而仍然应当以收受礼金数额大小与情节轻重为量刑依据。礼金、有价证券、购物卡等等行贿手段，依权势的大小对官员“量身定做”。一次数千不少，数万不多，更有出手阔绰的行贿者绝不会小气到只以数千计，而是以十数万或者更多计。这种日积月累的收受礼金罪，岂止是一个小数目？因此说，“收受礼金罪”，即不能替代受贿罪，又不能被犯罪权势者所利用，而应当以违法事实违法情节违法受贿数额为量刑依据。该适应受贿罪的，还要适应受贿罪。

　　稿源：荆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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