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变【3】

三、中国发展阶段之变

　　中国已经成功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从追随者到世界规则的共同参与者和制定者，从生存阶段到发展阶段，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从先富到共同富裕，从物质匮乏到精神追求，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本红利，从政府包揽到多元参与，我国出现了一系列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我国外部环境面临的发展机遇变化。传统的机遇是纳入全球分工，加快投资，扩大出口。那时，中国先要融入世界，参与全球分工。缺钱，就要吸引投资。我们生产的很多产品是为人家代工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另外，中国国内还没有那么大的消费能力，也要靠国外的市场来消化国内的产能。现在，环境和资源约束加大了，粗放型经济不可持续，先进的技术买不来，外部市场也不行了。旧机遇变成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创新能力和扩大内需的新机遇，倒逼中国开始新一轮改革和调整。

　　第二个变化是增长速度的变化。中国经济从两位数的增长变为个位数的增长，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既有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是我们主动宏观调控的结果，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如今中国一年GDP的增长量相当于1994年一年的经济总量，不可能也没必要再去追求更高的发展速度。面对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央最关心的实际上是增长的合理区间。上限就是通货膨胀不能太高，要把物价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下限就是要保障就业。按照这个要求，把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定为7.5%左右。太高了，不利于结构调整；太低了，会给就业带来压力。而一旦经济发展越出合理空间，政府就会采取相应措施，表明国家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不是片面强调速度。当然，说经济放缓是一种符合规律的主动调整的结果，并不是说没有“忧”。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完成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任务既复杂又艰巨。

　　第三个变化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动力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中国利用劳动力价廉、环境承载力高等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利用向外部市场销售产品，换取快速发展。这种模式对一个发展中经济体非常管用。而一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加之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外部需求减弱，中国生产出来的东西，必须更多靠内部需求消化。如果继续简单用加大投资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就不对症了。下错了药，使反了劲，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造成产能过剩，加剧经济不平衡。因此，必须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和发展动力，创造和用好新的动力源泉，充分发挥好改革红利、市场化红利、城镇化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

　　第四个变化是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要求更加迫切。“蛋糕”大了，人们在得到实惠的同时，不公平感增强了。老百姓不是对生产总值不满意，而是对收入分配、环境、教育、医疗等不满意。发展的软制约更加突出。我们看到，一方面，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越来越重要。比如，京津冀要协同发展，必须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前不久，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六省区市以及环保部等中央有关部委，已共同建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今后，六省区市将分享“同一张路线图”“同一个储油罐”“同一个预警台”以及“同一支执法队”。京津冀有望两年内改变燃油标准不一的问题，统一供应符合国五标准的燃油。另一方面，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问题更为突出。社会治理、社会保障、法治建设、诚信体系建设、文化发展等，都不能适应新阶段的发展，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努力推动协同发展。

　　第五个变化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诸多的变化表明，新一轮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制约，背后是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说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是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多年一直想改但改不动、改不了，难啃的硬骨头，需要改的多是重大问题和敏感问题，不少触及深层次社会矛盾，凝聚共识难度加大。二是改革必然触动利益，触及灵魂。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都要调整，甚至要触动一部分既得利益。三是这次改革要解决制度的成熟定型问题。这涉及顶层设计，涉及体系性和制度性安排，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体制机制，必须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对党和政府把握全局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四是国际环境风云变幻，外部环境错综复杂，把握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两个市场的难度越来越大。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改革制定了路线图和时间表，大政方针已经确定。要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一是解决观念和理念问题。深刻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解决政府越位、错位、不到位的扭曲行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强诚信和法治建设，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二是解决好顶层设计问题。自上而下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为抓手，简政放权。三是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从体系改革入手，全面推进。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四是抓住重点领域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五是通过各方面制度安排保障人民权益。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用加强社会建设等措施全面推进改革。六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激励创新主体、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和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全方位做好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等各项工作。

　　“基础实才会行得稳，动力足方能走得远。”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指出，要向改革要动力，向调结构要动力，向改善民生要动力。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提质增效升级的新阶段，不仅要爬坡过坎，还要行稳致远。演讲向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中国经济开局平稳，总体良好，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