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山东曲阜市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部被安排回原岗位开展本职工作。在曲阜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省平山县也下发通知取消当地专职秘书。(4月28日《新京报》)
取消专职秘书,是因为违反县级市领导不配备专职秘书的规定,并不能算反腐新招。不能配备专职秘书的必须取消,但要配备专职秘书的仍要配——而怎么防止秘书干政、秘书腐败,才是关键。这些年,一些地方频频出现秘书干政、秘书腐败问题,或秘书参与具体政务,代行官员权力;或涉及权钱交易,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或借助曾为高官出谋划策,进军仕途,占据要位;或利用手中资源和公权力、话语权,为个人谋利等等。
秘书干政、秘书腐败,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领导个人违纪违法,放任秘书的行为;二是秘书蒙蔽领导,拉大旗作虎皮;三是下层官员或担心排斥报复,或希望借讨好秘书得到升迁等好处,对秘书干政不敢也不愿意表示不满。这些因素互相作用,导致秘书有更多机会“挟天子而令诸侯”,不仅有恃无恐,甚至成为“权力掮客”、“贪腐掮客”。在一些地方,秘书几乎已成“准掌柜”,其权力甚至可与“掌柜”比肩。最典型的是“河北第一秘”李真,有能力左右河北省官员的升迁,让谁当厅级干部,写个条子就能解决;让谁当处长,打个电话就行。
秘书干政、秘书腐败必须整肃,但秘书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于领导,因此秘书干政、秘书腐败的问题,根子还是领导干部权力失去制约。用形象的比喻,秘书干政、秘书腐败是领导干部权力“失制病”的并发症。还须指出的是,因领导干部权力“失制病”而产生的并发症,也不只“秘书问题”。比如领导干部的司机,有些被提拔成领导,成了权力的享受者,甚至成为利欲的猎获者。“秘书问题”、“司机问题”,都等领导“身边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须限制领导干部的权力,不让权力过于集中。领导干部权力越大,其秘书等“身边人”参与政务、共享权势、影响政局的机会也就越大。给领导干部的权力套上笼头,继而以制度封杀领导“身边人”寻租的空间,也就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