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舆论变异和公允讨论

　　□张敬伟

　　中央“四风”整治和“八项规定”后，公务员话题的舆论发酵呈现出别样意味。马年春节之后，有些公务员慨叹过了“裸年”，他们在欣慰各类应酬减少的“清净”同时，也对各种补贴和福利的消失觉得“寒酸”。有些人表现消极还有怨气，也有公务员抱怨工资不如民工，甚至有的省公务员考试报名也较往年减少……各路媒体也扎堆跟进，众说纷纭。

　　湖南冷水江市发工资网站“泄密”。人们发现，该市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几乎全在2001元到4000元区间，绝大多数不足3000元。这改变了人们对公务员高工资的常识性想象。但人们诧异之后，不免追问：难道没有其他的灰色收入？

　　公务员慨叹“职业围城”的艰难，旁观者批评公务员群体矫情，媒体则对公务员待遇生态莫衷一是，凸显中国社会阶层利益和诉求的多元。在社会转型和利益博弈纠葛期，大众舆论对公务员话题的持续关注，凸显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公的焦虑，及对权利均衡的期冀。就此而言，围绕公务员话题的多元表达甚至舆论变异，都有其正面意义。

　　但这种正面意义有限。无论是认可或同情公务员收入的舆论声音，还是对公务员待遇和心态持批评的媒体，其信息源往往来自少数人的经历，他们所曝光的公务员待遇信息，以及所呈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和境遇，未必具有普遍性。

　　现实中国的阶层分化和社会治理，凝聚起高度统一的社会共识很难。但不管是导向性舆论还是市场化媒体，以及网络生态的“自媒体”，还是应在理性公允的平台上，讲道理摆事实，以弥合社会歧见，凝聚社会正能量。

　　作为社会治理的承担者，公务员的职业进退机制，有严格的法制规定（公务员法）和考录程序（逢进必考），该群体应属于社会精英范畴。其工资待遇略高一些无可厚非，这在法治国家属于通例。由于政情的特殊性，中国公务员并不同于西方的文官制度，他们除了维系政府运转和承担社会服务职能，还担负着一定的执政（党）责任。因而，中国的公务员队伍，责任更为重大，约束机制也更为严苛，除了国法还有党纪，更有道德责任（公仆）。

　　但是，在一些地方，严苛的党纪国法并未落实到位，公务员的道德责任也沦为空言。公务员的公共职能，变成了庸俗的官场，贪腐现象的蔓延，权力寻租的存在，灰色利益的畸生，官僚作风的盛行……此类官场怪现状，和西方国家纯粹的文官制度相比，我们的公务员制度和职业属性反而让人羞赧。

　　这是舆论对公务员群体反感挑刺的主因。不过，中央“四风”整治和“八项规定”，效果良好。公务员慨叹的“裸年”，就是中央治理消除公务员不当利益外挂的结果。极少数公务员的怨艾，以及一部分要辞职的公务员声音，并不能代表整个公务员群体。

　　诚然，面对社会转型阵痛和公众的权利焦虑，置于舆论漩涡的公务员群体不必怨天尤人，而且，作为社会中坚，公务员理应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付出更艰辛的努力，以弥合阶层矛盾，化解歧见，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