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1：“领导震怒性问责”没脱离“权大于法”怪圈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

“领导震怒性问责”没脱离“权大于法”怪圈

背景：南京纪委官方微博“钟山清风”发布微博称，在1月25日召开的全市城建城管环保工作动员大会上，溧水区城管局副局长俞立新没有请假，而让人代开会并迟到，被市长缪瑞林怒责，后当地决定给予俞立新免职、通报批评的处理。

新京报发表王攀的观点：“开会迟到免职”假如是明文规定，那么这名副局长可能也不敢找人代开会、更不会允许代开会迟到。而从现场市长怒责后的表态上，也可以旁证，缪瑞林市长当时说，从即日起，无论是市委开会，还是市政府开会，凡迟到的，第一，要向监察局说明原因，第二，要罚款，不论原因。可见，别说免职重处，就是“说明原因”、“罚款”这些轻处也才是“从即日起”的。依法行政，不仅是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也是对于政府内部人员的。即使是处罚，也都应恪守在法律制度的轨道里，如果偏离了轨道，就走向了反面。

湖南红网发表寇军的观点：“处理干部也得有制度依据，不能今天不高兴，脑袋一拍免职，明天高兴，一句下不为例放过”。网络上的“唱反调”，不是标新立异出风头，也不是为了刻意找茬、抬杠，更多地显示了公众对于“马上处理”是否可以制度化的关注。“马上体”与提高行政效能“马上就办”一样，反映了政府管理行为中加大力度的决心和态度，然而，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政府部门，最为愿意看到的还是持之以恒的制度执行力。

小蒋随想：某某领导震怒，某人就成了被问责的倒霉蛋，某问题就能被高度重视、着力解决，这样的套路人们看过太多，其核心还是官本位与领导说了算。这种情况的弊端在于，人治色彩依然很浓，绝对的权力蕴含各种不确定性和隐患，可能造成新官上任三把火与人走政息交替循环，民主与法治则被置于一边。整顿吏治也好，社会规范也罢，需要通行的、可持续的明规则与切实执行。有了规矩才能成方圆，才能避免“同案不同判”以及“权大于法”。

超生儿被抢走七年，记者报道算捣乱？

背景：有媒体报道了7年前，泰州泰兴市黄桥镇韩庄村一对夫妇超生一名男婴，后被村干部焦某抱走送人。最近，这对夫妇花15万元“赎”回孩子，但是疑团仍未揭开。泰兴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余华称，记者紧盯这个事情不放思想有问题，“是在捣乱，甚至告状”。

北京晨报发表杨涛的观点：如果记者不进行监督报道，这件事情已经拖了7年，不知道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如果记者真不“捣乱”了，只知道歌功颂德，只知道报道歌舞升平，那么记者就是失职。如果记者迎合某些官员，放弃自身的职责，以“不捣乱”自鸣得意，那不仅是记者本身的堕落，更是社会的悲哀。记者像一只牛虻一样，只有不断地盯着官员，他们才不至于在履行公共职责中打瞌睡。更重要的是，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保障记者有权对违法犯罪现象进行披露和“捣乱”的权利。

小蒋随想：新闻记者同样必须遵守职业道德，以真实和客观作为操守底线，如果越过了这一红线，也要接受相应的惩处，并且面临公众的唾弃。前段时间，《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事件，就是无良记者瞎掰、掉进钱眼儿的反面典型。所以，记者究竟是履职还是捣乱，只能根据事实以及是否遵循公平正义的伦理来判断，而不能胡乱扣大帽。泰兴市委宣传部官员的表态，折射出“报道为长官服务”的偏颇趋向，既是反舆论监督的体现，又是试图对问题掩盖子，这种“宣传”只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