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公众最在意特权和选择性执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修订，单独二胎政策出台，这一政策变动符合民众的期待。早些时候，不少媒体报道社会抚养费政策，这一费用受到一定质疑。在各方推动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之下，社会抚养费成为了下一个改革目标。

近来对张艺谋超生话题的讨论，社会抚养费就是重要议题。作为名人，张艺谋超生从一开始就被贴上了特权的标签，有的人期待，按照现行的政策要求，对超生现象征收社会抚养费应一视同仁地予以执行，然而，在舆论热议、计生部门努力联系当事人的情况下，张艺谋本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未回应此事。名人不应有特权，不能逃脱政策制裁，在痛恨特权的心理作用下，张艺谋自然而然成为舆论的批评对象。

这是此次事件经历的第一个阶段，待张艺谋做出回应，表态愿意接受调查，事件随之出现转折，尽管仍然有批评者指出，“张艺谋的道歉太晚了就不像道歉了”，但当计生部门要求张艺谋如实申报相关年份的真实收入时，名人特权就成了沉重的负担，据媒体报道，按照无锡所属的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保守估计，张艺谋须缴纳超生罚款1.6亿元左右。如此巨额的罚款，即便是名人也难以承受。

一方面是法律的公正，批评者认为，张艺谋超生意味着破坏社会规则，而其长期回避此事，更是反映了一种精英优越症。有一种声音甚至认为，对于这种名人破坏社会规则的现象，应该加重处罚，以儆效尤；另一方面是政策的争议，面对社会抚养费，超生者不堪重负，张艺谋面临罚款，在法律面前，他是一个超生者，名人身份对他可能更为不利，毕竟执法部门接下来的执法都将受到舆论监督，因此对他从轻处罚的可能性不大。

对此事的讨论难免出现纠结，人们既希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名人违法应及时受到追究，同时他们可能对社会抚养费政策持保留意见，希望政策松动甚至革新。问题是，如果强调法律的公正，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社会抚养费政策，这导致很多人对此事的立场摇摆不定。

演员刘佩琦“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精英该多生”这样的表态容易受到攻击，也必然伤及普通民众。与之相对，很多人在纠结心态的影响下，仍然倾向于批评张艺谋过去的“超国民”待遇，有媒体批评称“其实公众最在意的不是超生，而是特权和选择性执法”，这代表了很多人的价值立场。在舆论的压力下，接下来张艺谋很可能要缴纳巨额罚款，只是，社会抚养费争议依旧，由于它涉及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即便公平执法，人们对此政策的批评与质疑仍然不会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