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峰和韩磊的死刑带给社会何种思考

9月25日,两起备受社会关注的案件审判有了结果——沈阳刺死城管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这个小贩的人生，因为在于城管的激烈冲突中做出过激行为，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后果，两名城管被刺死，夏俊峰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北京大兴摔死女童案宣判，韩磊一审被判处死刑，虽然之后也许还有上诉和二审，但韩磊的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他已经先在道德法庭上判了死刑，无论是社会对其突破人伦底线行为的极大愤慨与谴责，还是韩磊在法庭上自承所犯罪行应当判死（9月25日 综合中国新闻网）。

两起判决，在刑罚上的争议也许不会有太多，毕竟罪与罚是法律所要秉承的原则，无论出自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后果已然无法改变，无辜的女童让社会为此鞠泪，被刺死的两名城管也是不应失去的生命，夏俊峰和韩磊终将要承受最后的一切。

然而两起判决，同为死刑，带给社会的思考各有不同。之前社会对于夏俊峰的某些情感，就在于他同样也是千百万小贩的生存缩影。小贩本为城市弱势群体，收入低，生存技能单一，依靠街边贩卖获取生存资本，而城市管理者对他们往往采取排斥和驱逐的立场，活在夹缝中的小贩没有获得官方认可，其心理更加容易边缘化，日复一日与城管的猫捉老鼠游戏，则会在恐惧、担忧、愤怒等诸般情绪中，突然达到某个临界点而爆发，夏俊峰刺死两名城管的行为固然过激，可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下一个夏俊峰？

而被刺死的两名城管，实际上也是城市传统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弱势群体。别看城管近年来获得了地方政府各种资源支持，甚至被媒体戏称为武装到了牙齿，但以简单粗暴方式对待小贩，或者尝试所谓情感执法、卧底执法之类的创新，都无法让城管摆脱职责与实际执行力内在冲突的困境。只要小贩有生存的需求，就无法从城管眼皮子底下自动消失，城管的任何执法行为都只能治标无法治本，永无止境的对抗不仅让小贩备受屈辱，也使得一线城管队员身心俱疲。许多城管队员是在明知其职责不可为下而为之，社会则对在城管与小贩的矛盾中站在后者一方，城管的社会形象可谓低到了极点，无力感和失败感成为城管的宿命，再也没有比这更加可悲的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夏俊峰和被他刺死的两名城管，都是制度不合理的牺牲品。三条宝贵生命为早已滞后于时代发展和文明规律的城管模式而陪葬，难道还要为此继续付出令社会不堪的代价？

韩磊摔死女童，看似是他个人的罪刑，但近年来社会似乎涌动着种种暴戾气息，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脆弱，稍有矛盾就引发激烈冲突。人本为理性产物，为何却生活在丛林社会，要用暴力来“捍卫”自己所认定的权利？尤其是对待孩子，这一最应受到保护的群体，人类社会世代传承的肉体与精神结晶，却屡屡成为被伤害者。从近年来屡屡有暴徒袭击幼儿园，作为报复社会发泄私愤的极端现象，到“禽兽教师”体罚甚至凌辱学生。 韩磊摔死女童，更是将个案放大到了令人无法再回避的刺目与血腥，逼迫社会去思索，当今社会到底缺少了什么，暴戾由何而生，从政府到我们个体，应为校正这一社会病做些什么？

个体的悲剧令人唏嘘，社会则要从中汲取让悲剧不再重演的反思与改进能量。美国康涅狄格州校园枪击案后，总统奥巴马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面对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也认识到我们对每一个孩子承担责任，因为我们期待其他每一个人也都能帮助护佑我们的孩子；我们都是家长，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无论是被摔死的女童，被刺死的城管，包括小贩夏俊峰，甚至是在最后一刻才忏悔自身罪刑的韩磊，他们都是国家的孩子，而国家必须付出更多，让每个人都感受到社会的爱，并教育他们，把爱回馈他人，这是奥巴马的感悟，也应是我们所有现代文明人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