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不妨将公车管理“外包”

　　这些天，媒体公开报道《盘龙区公车“实名”上路》、《省统计局所有公车贴标“求”监督》，把公车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这类举措令民营企业萌生了参与公车管理的想法。昨天，昆明雄霸车辆经营管理服务所把申请书递交省统计局，并承诺：愿交保证金100万元，保证做到“严禁党员领导干部公车私驾、公车私用”，而且“满意再付费”。（《都市时报》8月13日）

　　有人用三个“三分之一”形容国内公车乱象：即公务公用三分之一，领导私用三分之一，司机私用三分之一。这说法或有偏颇，但公车私用确实普遍存在。早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公车改革要求。2005年至今，探索公车改革的试点均被列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公车私用的丑闻仍是一拍一个准。

　　公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得出来：一者，公车支出是三公消费中的“重头戏”。预算要减负，公车当“先行”。截至8月8日，18个省份公布了本级政府“三公”。从各省份的支出看，公车支出额度最高。15个省份公车支出总额为75.54亿元，达到三公经费支出总额的65.85%，最高的辽宁，其公车支出占比高达84%。而此前中央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平均来看，公车支出约占“三公”支出总额的7成左右。

　　二者，这些年，地方试点的“车改”不算少。1993年，广东东莞选择“取消配车，发放补贴”的方式，第一个啃下公车改革的螃蟹。此后20年间，各地车改悄然而动，从1998年大庆车改失败，到2011年杭州车改成功收官，再到正在稳步推进的温州、宁波等地的车改，共识与探索从来没有止步。只是，这些试验，要么人走茶凉、要么局地试水，多是改着改着就悄无声息。

　　三者，“车轮上的腐败”，会遭致民怨。就在几天前，网上还反映“云南红河州志办主任冯云假期中公车私用”，经查，情况属实，相关部门免去当事人红河州志办党组书记、主任职务。在广东，广州有举报公车私用的区伯，惠州也有半职业举报人“惠阳区伯”——前者两年内举报了100多辆“私奔”的公车，并成为全广州家喻户晓的人物；后者因为举报“公车私用”等公共问题遭砍手泼硫酸弄瞎眼。如果公车能被关进“笼子”，这些丑事、怪事、不平事就会少很多。

　　总之，车轮上的浪费触目惊心，真正意义上的车改迫在眉睫。如今，在我们对改来改去难成气候的车改几乎要丧失信心的时候，有民企现身，高调承诺，保证做到“严禁党员领导干部公车私驾、公车私用”，令人醍醐灌顶：公车管理，既无涉敏感领域，也无须技术垄断，何不将公车服务交由民企经营，由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说不定还真能治好公车顽疾。

　　退一步说，企业提供公车服务，也许难治领导私用的问题，但不会放任司机浪费那“三分之一”。而且，还能降低职能部门管控公车的成本，将公车消费晒在阳光下。既然民企有风险抵押的勇气、愿意服务方“满意再付费”，还等什么呢？不妨让他们代管公车试试，看看公车运营到底要花费多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