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有原罪的不仅是毒生姜种植者

山东潍坊有姜农滥用神农丹遭曝光，当地农民对神农丹的危害性都心知肚明，他们自己根本不吃。专家称，滥用神农丹会造成生姜中农药残留超标，还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5月6日《新京报》）

明知神农丹是害人的，却依然要把它用在生姜种植上，这些种植者早已不是我们曾经熟悉的、憨厚朴实的农民，这种行为说穿了就是蓄意谋害，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图财害命。

神农丹毒害的不仅是生姜，更是人心。但有原罪的也不只是剧毒生姜种植者。神农丹带给姜农的好处是增加产量，这是看得见的利润，而非常遗憾的是，本应承担的公民道德感，对法律的敬畏，统统成了“看不见的责任”。也许对于这些姜农的心态，舆论会进行“利欲熏心”的道德谴责，可道德从来都需要具化的约束机制。现在我们既面临着传统品德塑造与市场经济自律的双重失灵，同样失去了行之有效的严格监管。

这可以从剧毒生姜只内销不出口的选择性伤害一窥。姜农同样不是傻瓜，他们不会愚蠢到用剧毒生姜去撞出口检疫检验的监管壁垒，中国产食品出口内销双重标准的现象，早已被民众所质疑，然而时至今日这种二元化困境依然没有得到改变。

所以有原罪的同样还有默许剧毒生姜存在的酱缸环境，尤其是渎职不作为的监管者。历数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变革，为了改变多头管理弊端，2010年成立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实现更高程度的集中管理模式。而为了激活地方食品安全监管的积极主动性和责任感，国家又早在2008年撤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省级以下的垂直管理，改为由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在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力的同时也强调责任归口。

可是，这一切似乎都没起到预期效果。这或许正是食品安全管理乃至目前各种行政管理所面临的普遍尴尬。如果只是在立法层面下工夫，却始终不能解决执法弹性过大的制度性缺陷，再严格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配套，以及机构调整，都无法治疗面对责任却踢皮球的不作为顽症。规定不能形成问责倒逼，姜农们或许正是对相关潜规则再熟悉不过，才能如此大胆放心地制造剧毒生姜。

更为搞笑的是，剧毒生姜的高危地区——山东潍坊，种植出口生姜的安丘市，实现了每个村都设有农药监管员和信息员的无缝隙监管，而其他种植内销生姜的区则一年抽查不了几次。这恐怕就是最大的原罪。如果连监管部门都在事实上采取了内销生姜懒得管的歧视性举措，等于是向所有姜农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国人只配获得剧毒生姜，这是怎样不堪的特殊“国情”？

如果职能部门哪怕能像对待禽流感一样对待剧毒生姜，或许我们的食品环境也不至于如此恶劣，以至于危及生存底线。也许，不能根除监管者不把食品安全当回事的思想原罪，剧毒生姜不过是漫长有毒食品链条的小小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