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官员财产公开”这个“笼子”该用上了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话充分表达了高层推进反腐败的政治意愿。把笼子织得严丝合缝,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眼下最能坚定反腐败信心的举措,莫过于切实推进官员财产的公开。
　　这不仅因为官员财产公开是许多国家验证过的成功经验,更因为在这个特殊的阶段,由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磨合好,为权力和资本的结盟留下了巨大的闪转腾挪空间,官员财产公开,无疑是遏制这种倾向的重要关口。从“房妹”“房姐”事件给公众带来的强大心理刺激看,官员财产的公开已经到了必须切实推进的时候了,需要上上下下体制内外共同努力凝聚共识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哪怕是一个时间表,也能极大提升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官员财产公开已基本形成共识,民众期待已久。早在1995年,中纪委就将“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写入有关文件,但达成“公开”的目标,却一直步履维艰进展缓慢,其间随着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腐败案件的涉案金额不断上升,以及灰色收入的存在,舆论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更为强烈,虽然有少数官员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此有异议,但总体看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已积蓄起足够推动制度创新的社会能量。
　　官员财产公开,能切实增进官民互信,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度,甚至可能推进整个社会的道德改良。在一些官员腐败案件的刺激下,当今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对官员腐败的强大想象力,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官员贪腐是普遍的正常的现象,不贪不腐反而是不正常的,进而把整个官员群体想象成生活在灰色地带的特殊利益群体,这极大地损害甚至割裂了干群关系,培养着舆论场中的极端情绪,威胁着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官民之间的互信,官员财产公开,将是破除这种想象,建立官民互信的最有效的办法。
　　多年来,一提官员财产公开,总会有专家学者出面强调这困难那困难,比如基础条件不具备等等,有的甚至说还得等个十年二十年的才有戏,但难度有没有一些人想象和描述得那样大,很值得怀疑。广州的一位官员说,该市的市管干部才两千多人,至少这个层级的公开难度没有那么大。在信息流动极快,社会智力资源迅猛增长的今天,民众对重大决策和公共事务认知和判断的总体能力,和专家智囊已基本处于对称状态,再一厢情愿地强调公开的难度,已经很难取信于民,更难和已有的社会共识对接。
　　官员财产公开既要鼓励地方的探索,也应鼓励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个人先行一步。最近,不断有官员表示赞成官员财产公开,并表示一旦制度确立,会带头公开。事实上,官员个人以公民的身份公开财产,并没有法律和道德障碍,更不太可能有谁去禁止,如果有拘束,那也只能是潜规则的制约。既然人民有监督政府官员的宪法权利,那么官员就有接受监督的义务,自觉公开,正是主动履行义务的表现,在法理和道德上都没有什么障碍。如果能鼓励官员个人先行一步,那将为全面公开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面对可能到来的财产公开,一些干干净净不谋私利的官员可能会感到委屈,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理念,就是要把人们对权力和人性关系的认识拉回到常识的层面,充分认识到严厉的制度约束才是对官员最好的保护。这种意识若得以确立,将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