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官员“贪逃” 严防跑了就了

近期多名“问题”官员失踪

6月23日，湖南省醴陵市官方证实，醴陵市王仙镇财政所前所长邓元华已“失踪”超20天。

6月26日，湖北省公安县证实，该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已“失踪”近1个月，蔡在失踪当日，对妻子称身体不适，要去看病。

7月22日，广东省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透露，到目前为止，纪检部门仍无法与广州市花都区政协主席王雁威取得联系。距离这一次信息发布，王雁威已“失踪”50天。

7月24日，广东省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消息称，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被调查期间私自出境未归。

贪官跑路和“裸官”近年频见报道

2007年有媒体报道，在加拿大一些城市的华人社区，常能见到住豪宅、开名车、出手不凡却又深居简出的中国内地人士，其中不少是孤儿寡母。他们的父亲和丈夫，有的已在国内“落马”，有的尚在任上，但都早已把妻儿老小和财产转移到国外，为将来外逃作准备。[详细]

2012年，有媒体报道，诸如新西兰高档汽车销售商将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列为最高端客户；美国也爆出了富人区因不明背景的中国家庭迁入而拉动民宅价格上升的消息；加拿大甚至有贪官小区，他们住在一起，组织起来，形成合力。[详细]

2010年1月，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斌在中央纪委、监督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说，近30年来，外逃贪官数量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外逃贪官最高涉案金额达4.83亿美元，级别最高的达到省部级。[详细]

官员失踪（外逃）突显监管盲区

官员请假后长期不归，请假是如何批准的？请假之后是否经常联系？这些问题都存在疑问。而至于官员在调查期间“失踪”，更显示出了监管制度的盲区。

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认为，我国现行的法规，对地方和部门“一把手”的监督还不到位，“同级纪委管不了，上级纪委又太远”。一些高级别的领导，特别是部门“一把手”受约束小，个别领导甚至消失很多天后，才被发现失踪。

对于官员提拔乃至失踪官员，几乎没有责任倒查机制。没听说有部门因官员出逃而受到处分，不能做到“守土有责”，也是致使官员失踪（外逃）问题的弊病之一。

从原则上来说，处级以上干部只能办理因公护照出境，而且因公护照必须交由外事部门管理。处级以上官员出境，必须经过报备，不能随意为之。但是从实践来看，一个“问题”官员或通过办理因私护照出境，或通过伪造证件出境。[详细]

“贪了就跑，跑了就了”的“裸官”心态

“裸官”一词始自2007年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落马，专指那些把妻子和儿女都迁居到国外，钱也带到国外，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国内任职的官员。“半裸”的，多半是儿女已出国，而妻子不愁再续；“全裸”的则可能是彻底的“身在汉营，心在外”。[详细]

“裸官”不仅影响政府的决策，而且还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出了事就可能脚底抹油跑了。“聚敛财产—海外安家—资产转移—择机出逃—滞留不归”已经成为贪官外逃的常见模式，正所谓“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跑了就了”。

“你有手铐，我有护照”，侥幸外逃就可逍遥法外

由于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多数欧洲国家尚未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这给跨国追捕造成了现实障碍。而就算是有引渡协议的国家，首先也得先确定要引渡的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方位，才能要求当地警方协助逮捕这些人。而现实情况是往往找不到人。

由于国际通行“死刑不引渡”原则和“双重归罪”原则等，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经济犯罪的量刑方面存在明显分歧，这都给引渡工作带来困难。引渡手续繁杂，调查取证难，成本高，时间长，腐败官员因此有了“逍遥法外”的侥幸心理。[详细]

“牺牲一人，幸福大家”，海外追赃不易助长贪逃

追贪官难，追赃款更难。每年，大量的国有资产、民脂民膏被席卷出境，融入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循环，从此难以剥离、难以追索。首先是法律上的障碍。鉴于腐败资产外流的跨国性，相关国家法律体系的差异，包括从实体法到程序法的分歧均将导致追回资产受阻。

要想追回资产，必须所在国的法律也同样判定该资产属于犯罪所得，而贪逃官员一般上都已经通过洗钱活动等将贪腐资产合法化，或者可疑资产隐蔽得很深。并且不少国家还对资产跨国追回设置了资金分享比例。这些都导致了海外追赃的高成本和高难度。[详细]

不少“裸官”甚至怀着“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贪污我一人，幸福几代人”的幻想。

必须将公务员法和干部管理制度落到实处

我国目前对公务员的财产申报、护照管理、配偶或子女移居国外的登记报告都有一定的制度。现实情况是，各项规定都有执行存在问题。比如海关规定了携带现金的额度，但是有的地方即便携带超过规定几倍的现金也很容易出关。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贪官外逃一般都要经历一个复杂的程序，前后大约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在此过程中，贪官很容易暴露出可疑的行迹，如果监督机关的措施得力、制度严密，贪官是很难通过合法途径逃出境外的。[详细]

针对以上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等情况，必须要靠强化问责等来落实制度。[详细]

加强和完善诉讼制度与国际司法合作，打压外逃贪官生存空间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建议可建立独立的民事追诉制，使得贪官的财产，包括受害人受到犯罪侵犯所带来的侵权责任，可以通过独立的民事诉讼来追偿。从我国来看，检察院能够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追诉，通过成功的民事追诉使他的财产转移回国。[详细]

目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中国贪官外逃较为突出的国家的法律，均认可执行外国刑事没收裁决。我国也应加强和有关国家的司法合作，追回被非法转移至境外的腐败资产，腐败分子即便跑到天边也要捉拿归案，绳之以法。[详细]

让财产申报成为贪官外逃“拦路虎”，前截后堵全面治“裸官”

解决官员外逃问题需要大力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个完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包括“申报对象—申报—公开—监督—问责”五个环节。把官员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纳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范畴，正是反腐斗争的“国际惯例”。当前，应当推进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的个人信息、工作信息、家庭信息公开化。[详细]

另外，遏制“裸官”还需关口前移。比如，深圳曾规定“裸官”不得任正职，东莞今年更进一步，“裸官”不得任班子成员。郑州规定今后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自费留学或定居，要先经纪检机构审核，必要时接受廉政谈话。

这些措施对防止“裸官”贪逃都起了一定作用，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裸官”的监管。

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原主任宋士合、上海市核电办公室原主任杨忠万、辽宁省华曦集团原副总经理袁同顺……近年来，通过引渡、遣返、劝返等方式，一大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在我方的不懈努力下被成功缉捕归案。

截至目前，我国政府共与60个国家谈判缔结120项司法协助类双边条约，并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20余项含有司法协助和引渡条款的国际多边公约。根据这些国际公约、双边条约，我国政府可以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司法协助。

此外，我国还向23个国家、24个驻外使领馆派驻38名警务联络官，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建立了双边司法和执法合作机制。[详细]

美国联邦调查局国际执行局局长曾表示美国会遣返每一个中国外逃贪官。[详细]

我国近年来追惩外逃贪官成功案例：

引渡成功案例：辽宁省华曦集团原副总经理袁同顺挪用大量公款，2004年逃往日本。2005年，最高检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对其发布红色通报，发现袁藏匿于日本大阪后，会同公安部开展对袁引渡。2007年5月，中日双方在东京办理了引渡交接手续，将袁同顺引渡回国。

遣返成功案例：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原主任宋士合涉嫌贪污、受贿犯罪，1994年，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逮捕。立案前，宋士合已逃往加拿大，后偷渡美国。2007年2月，美方发现宋并将其拘捕，认定其为非法移民，对其签发了遣返令。7月22日，宋士合在美方押送下被遣返回国。

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案例：2001年至2007年，山东枣庄原体委主任龚印文及其妻非法集资达27.86亿元，并逃往境外。公安部等多个部门通过国际执法合作，赴马来西亚展开缉捕工作，2010年将二人抓获并押解回国。

劝返成功案例：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在2000年至2004年间，骗取巨额资金，涉嫌票据诈骗犯罪，并潜逃境外。多年来，我国公安机关积极开展缉捕工作。在政策感召和法律威慑下，2012年8月，高山及其同犯李东哲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详细]

国际追诉合作成功案例：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曾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3人在多年时间里连续盗窃银行资产并转移到美国，总额高达4.82亿美元，并于2001年出逃美国。2004年4月，经中美双方多轮沟通，余振东被成功遣返回中国，并接受审判。

2009年5月7日，美国法院裁定许超凡、许国俊合谋诈骗、合谋洗钱以及合谋转运盗窃钱款等多项罪名成立，分别判刑25年、22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