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稅務部門在“雙隨機、一公開”抽查中發現，有兩名主要從事電商和直播帶貨的網絡主播涉嫌通過隱匿個人收入、改變收入性質等方式偷逃稅款，涉稅金額較大。目前，案件正在檢查之中，對於查實的偷逃稅行為，稅務部門將依法嚴肅處理並予以曝光。

如果不是這兩起案件曝光，似乎很難有人會把直播帶貨和偷稅漏稅結合起來。事實上，截至2020年12月，電商直播用戶規模已經高達3.88億，在電商直播中購買過商品的用戶已經佔到整體電商直播用戶的66.2%。 龐大的電商直播用戶背后是令人咋舌的網站成交金額，即行內通稱的GMV。有數據顯示，2020年，淘寶直播、抖音、快手等三大網絡平台top30主播總GMV為1175.3億元 。

依法納稅，是每個企業和公民應盡的義務。電子商務經營者，也應當履行納稅義務。這一點，早在2019年1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就已明確。這裡的電子商務經營者，不僅包括網絡平台的經營者，入住平台的實體店賣家，專門從事微商、代購，甚至通過小視頻等社交媒體銷售商品的網絡主播也包括在內。2021年3月15日公布的《網絡交易監督管理辦法》則進一步明確，個人從事網絡交易活動年交易額累計超過10萬元的 ，應當依法登記並申報納稅。由此可見，從平台，到商家，再到特定的主播，都有明確的納稅義務。

不過，作為一種新的銷售模式，直播帶貨產業鏈條復雜，涉及多方利益，傳統的稅收監管手段很難有效介入。常規的直播帶貨模式是品牌方與主播合作，選定一家或多家直播平台宣傳售賣，直播平台提供購物鏈接，買家可以通過直播平台的購物車或者由直播平台跳轉至第三方平台進行購買，直播平台統計銷售數量和金額，按照約定的比例與主播、品牌方進行分成。不同於傳統網絡購物，直播帶貨過程中的主播身份靈活，收入多元，代言費、打賞和產品提成等都可以算作收入。其中，主播的銷售業績由平台方和品牌方實際掌握，其中一部分業務還會跳轉到其他銷售平台進行計算，這些數據靈活多變、易修改、難查實。

另外，如果平台方和主播是按協議約定固定分成比例，平台方往往不會關注銷售的具體數額，這部分數據就更難以查實。對於個人主播來說，除非有憑發票領取報酬的實際需要，一般不會主動去代開發票繳納稅款，而業內基本沒有讓主播憑票領收的慣例，稅務機關想介入到征稅過程中，往往是無從下手。如此一來，出現兩名主播偷逃稅款的風波，就不難理解了。

稅收，對於財政收入的重要性不言而明。將直播帶貨納入稅收征管體系，也是國家法律政策調整的明確要求。對稅務部門來說，要實現對數額龐大的個人主播進行監管，無疑是一項浩大且繁瑣的工程，最直接有效的辦法還是明確直播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主體責任，比如賦予它們扣繳義務人的身份，明確它們稅收協助的法律義務，健全它們的涉稅信息管理系統，這樣，就抓住了直播帶貨的最“內核”，用大數據對涉稅信息的覆蓋來減少稅收監管執法的中間環節，壓實主播管理方的法律責任，進而實現稅收的共治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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