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簽署國務院令，公布《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這為實現根治欠薪目標提供了堅實法治保障。

勞動致富，奮斗得福。干活掙錢，天經地義。如果說就業是民生之本，那麼，工資便是生存之要。我國有近3億農民工。背井離鄉而辛苦打拼的他們，推動了波瀾壯闊的中國城鎮化進程，推進著地覆天翻的浩蕩社會變革。不過，身處產業鏈底層的他們，往往也是勞資關系中的弱勢群體。“被欠薪”，是他們揮之難去的夢魘。從若干年前“重慶農民熊德民討薪”事件進入輿論視野始，“花式討薪秀”每每出現，都會刺痛公眾的眼球。

客觀地說，這些年來，有關部門一直在關注和治理農民工欠薪亂象：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引發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明確了一系列治理措施﹔2017年9月，人社部出台《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管理暫行辦法》﹔2011年，刑法修正案將“惡意欠薪”正式列罪，“拒不支付勞動者報酬”被納入刑法調整范圍……農名工的權益更有保障了。數字勝於雄辯，2008年農民工欠薪率是4%，2018年是0.6%左右。2019年，各地查處欠薪違法案件數、涉及勞動者人數和金額，分別比2018年下降33.1%、50.8%和50.4%。2020年的目標，則是實現基本無拖欠。

不過，面上的“形勢大好”，並不能遮蔽點上的“沉疴難治”。由於一些行業生產組織方式不規范，源頭上建設資金不足，治理欠薪制度措施剛性不夠，用人單位主體責任、屬地政府和部門監管責任沒有完全落實到位等原因，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尚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根治欠薪工作任務依然繁重。2019年度根治欠薪冬季攻堅行動開展近一個月來，各地共處理欠薪案件6654件，共為8.1萬名農民工追發工資待遇10.75億元。這固然說明治理行動卓有成效，亦折射出年底欠薪亂象嚴峻。

理解了以上背景，大概更能懂得《條例》的良苦用心。一方面，出台《條例》，是治理欠薪亂象過程中的應有之舉、順勢之舉，也是在制度設計層面上給出了根治多年頑疾的良方。另一方面，這是“依法治欠”新階段的制度樣本。“條例”的制定，是近年來治理欠薪工作成功經驗的制度化提升，是各項工資保障制度的集成、定型和法治化，是“依法治欠”的重要體現和制度保証，可謂是升級版的“硬核舉措”。

仔細研讀一下“條例”，有三個鮮明特點：一是較強的可操作性。以往涉及保障工資報酬權益的法條散見於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等，規定顯得較為原則，落實界定較難。“條例”則在壓實用人單位主體責任、政府屬地責任和部門監管責任等層面，更明確、更具體、更易操作。二是堅持問題導向性。比如工程建設領域多是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重點，“條例”在這方面便作了專門規定，提出專用賬戶制度、明確總包代發模式、推行農民工實名制等。三是懲戒細則的嚴肅性。加強事前事中事后監管，構建政策完整閉環，加大了“依法治欠”的力度：比如失信懲戒“黑名單”更凌厲——將由相關部門按照有關規定對這些違法單位和個人在政府資金支持、政府採購、招投標、生產許可、資質審核、融資貸款、市場准入、稅收優惠、評優評先等諸多方面實施聯合懲戒。

無論傳統行業的農民工來說，還是保安、快遞等新業態農民工而言，工資都是他們的保命錢、活命錢、養命錢，是提升農民工群體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保障。今天，基層新式欠薪隱患依然存在，並亟待聯合共治、依法而治。長遠而言，徒法難以自行，硬核的“條例”，還得硬氣的落實來匹配，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讓農民工不再“憂薪”、讓近3億奮斗者能幸福奔跑在高質量發展的春天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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