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增強控煙的立法供給、制度供給，又解決控煙執行難的問題，才能為嚴格控煙提供制度保障

　　控煙不僅關系到人民群眾生命健康，也事關一個社會文明水平的提升。對於嚴格控煙，我們既有清晰認識，也有堅定行動。

　　前不久，深圳將出台“史上最嚴禁煙令”的消息，引發廣泛關注。電子煙被禁、禁煙范圍從室內擴展到室外、違規吸煙可不經勸阻直接罰款、學校出入口50米內不得銷售煙草制品等規定，均成為《深圳市經濟特區控制吸煙條例修正案（草案）》的亮點﹔而將控煙納入城市發展規劃和政府績效考核的舉措，更是贏得不少點贊。

　　《廣告法》《煙草廣告管理暫行辦法》《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等國家法律法規或規章，為控煙提供了重要支撐。2016年出台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了“15歲以上人群吸煙率降低到20%”的目標。特別是近年來，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在內，已有約20個城市出台了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的地方性法規，另有12個城市正研究出台控煙措施。

　　通過宣傳引導、政策控制，尤其是相關法律法規的出台和完善，近年來我國控煙舉措不斷升級，成效日益明顯，公眾對煙草危害的認識也逐漸深化。北京、西安等城市相繼出台嚴格控煙措施。特別是在民航和高鐵領域，控煙措施效果尤其顯著。但實事求是地講，控煙成效與群眾的期待、國家頂層政策設計的目標、“健康中國”的美好願景仍有距離。

　　不容忽視的是，現有控煙法規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執行困難。盡管全國已有若干城市通過了控煙的地方性立法，但由於執法主體不明、執法力量配置不足、相關部門執法意願不強，加上執法取証太難、成本太高，也導致控煙面臨執行難。這說明，既增強控煙的立法供給、制度供給，又解決控煙執行難的問題，才能為嚴格控煙提供制度保障。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要達到預期的控煙效果，不僅需要發揮法律的約束作用，也要發揮道德的示范作用﹔不僅需要政府積極作為，更需要社會和個人主動配合。有這樣一個反差，吸煙有害健康，幾乎人所共知，但吸煙具體有什麼危害？知曉率並不高。關於控煙的思想認識還需要再厘清，關於控煙的社會共識還需要再鞏固。這樣，才能讓每個人、每個企業、每個單位都加入到控煙的行列中，形成無所不在的控煙共識和監督力量。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9年05月07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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