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既要贊美道德，更要信奉法治。制度性保障並不排斥道德弘揚，相反，它可以促成道德生長

　　坐高鐵的時候，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的廣播，有乘客突發病情，請求列車上的醫務工作者前往提供幫助。媒體也經常報道，某某醫生在列車上及時仗義出手，救病人於水火。可最近的一則新聞，令不少醫生心生疑慮。

　　3月17日，D3563次列車上有乘客突發疾病，女醫生陳瑞及時伸出援手，可在積極施救后，列車工作人員向其索要醫師証，甚至還要其親手寫下情況說明，“簽字畫押”。列車工作人員的做法，讓陳醫生感到后怕，如果病人病情后來惡化、產生糾紛，那是不是意味著她要承擔責任？

　　這一事件經媒體傳播后，引發網上熱烈討論。陳醫生的擔憂也演變成醫生的群體顧慮，甚至有人疑惑，類似見義勇為的做法，會不會被追究“非法行醫”。好在南寧客運段官微很快致歉，承認工作人員處置不當，表示將進一步規范應急處置流程﹔廣西衛健委也及時發聲，力挺陳醫生做法是發揚人道主義和救死扶傷精神，符合執業醫師法等相關法規，值得表揚和肯定。

　　這些官方表態，等於是給醫生的行為按下道義上的確認鍵，可不得不看到的是，道德層面的推崇和認可，對於化解現實顧慮，有時候還不夠。正如現實中人人都知道見義勇為值得推崇，可如今看見路邊摔倒的老人，有人未必敢輕易出手相扶。原因無他，擔心無法自証清白、好人未必有好報。所以，一個社會道德水位的高低，和能給倡導的行為提供怎樣的制度性保護息息相關。

　　列車工作人員之所以又是索要醫師証，又是要求仗義出手的醫生寫情況說明，現實的原因很可能是為了防范可能出現的風險。但一味怪罪於具體工作人員，也有些違背情理。如果對於高鐵急救可能出現的糾紛沒有明確的制度預判，那風險就會落在具體工作人員乃至醫生身上。可見，沒有制度性保障，那就可能出現病人處於危急狀態而無人敢施救的局面。

　　要化解這樣的困境，在道德上倡導醫生的仗義行為之外，重要的是明確風險承擔機制。之前有航空公司就遇到這樣的案例，有乘客在飛機上突發疾病，機組工作人員也緊急召喚醫生參與救治，但最終病人沒能挽救回來，其后家屬起訴航空公司索賠數十萬。雖然法院裁定航空公司救治程序沒問題，但這一事件說明，飛機或者列車上的緊急救助確實有發生糾紛的可能。那麼遇到不同情形，怎麼劃定醫生和工作人員的免責界線就很關鍵。唯有制度上先行明確，才能保証各方沒有后顧之憂，盡可能減少執行層面的“處置不當”。

　　我們既要贊美道德，更要信奉法治。制度性保障並不排斥道德弘揚，相反，它可以促成道德生長。希望相關部門能盡快明確相應緊急救治制度，進而推動救治過程更規范，讓醫生看到，仗義出手非但不會有難以預料的風險，還能得到善意的保護和肯定。這才是真正對醫生和乘客負責，才能讓高鐵出行變得更安全。

　　《 人民日報 》（ 2019年03月27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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