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坤（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會長）

　　穆 欣（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張海鵬（中國史學會會長）

　　王建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高士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抗日戰爭研究》主編）

　　何銘生（丹麥奧胡斯大學社會科學院公關部專員）

　　裴京漢（韓國新羅大學教授）

　　李道新（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陳開科（中國中俄關系史研究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黃賢強（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系副教授）

　

　　東方主戰場的地位和作用未能在世界范圍內被充分認識的原因何在？

　　胡德坤：二戰結束后，西方國家興起了研究二戰史的高潮，世界大國尤其是二戰戰勝國，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搜集整理有關二戰的資料，出版一批又一批的系列學術著作，其數量之大堪稱汗牛充棟。

　　這些研究成果往往突出本國在二戰中的地位與作用，很多國家的二戰史著作幾乎不提中國戰場，在有關中國戰場的有限篇幅中，也大多是描述中國戰場抗戰不力。美國出版的二戰史著作對中國戰場的評價稍微客觀些，但也是將中國戰場放在美國附屬國地位的基礎上表述的。

　　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從戰后初期便開始征集戰史資料，撥出專款，組織專門力量，將沒有來得及銷毀的、分散於日本和美國等地的檔案資料進行搜集、整理、研究，出版了102卷的研究著作《戰史叢書》，在國際學術界造成了較大反響。

　　穆欣：對於西方國家來說，最重要的歷史就是美國、法國等國參加反法西斯戰爭，對蘇聯衛國戰爭（蘇德戰爭）則另眼相看。舉個例子，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叫做《山地大戰》。歐洲國家在引進這部電影時，就把電影的名稱改為《不為人知的戰爭》。事實上，蘇德戰場和英國、法國距離都不太遠。

　　張海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對二戰的貢獻和作用，在國際上特別是西方學界沒有受到足夠重視，主要有幾方面原因：

　　一是歐洲中心主義在歐洲歷史學者中佔據主導地位，因此不重視中國抗日戰場的作用﹔

　　二是二戰后出現的冷戰使歐美把中國視為敵對的一方，改變了戰時對中國戰場重要作用的認識﹔

　　三是二戰時和二戰后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是一個弱國，經濟不發達，學術領域的國際話語權不大，我們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國際學者的重視﹔

　　此外，還有國際學術交流的嚴重不足。西方學者普遍不會中文，無法閱讀中文的文章和書籍﹔中外二戰史學家交流不多，合作研究更少﹔能用英文或俄文在國外媒體上發表有關抗戰的文章的中國學者很少。

　　胡德坤：國際層面，一是冷戰造成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政治偏見﹔二是中蘇關系破裂造成蘇聯對中共的偏見﹔三是日本政客對侵略戰爭不僅缺乏深刻反省而且肆意歪曲歷史，造成負面影響。

　　國內層面，首先，我們的抗戰史研究尚缺宏觀策劃，出版系列研究成果較少。

　　二是研究資料不足。戰后，美、英、蘇（俄）、德、日等國公布的戰時檔案資料，我國尚未對其充分搜集整理。大陸與台灣兩岸檔案資料亦未完成搜集整理與對接。

　　三是研究成果尚未達到高水平，將抗戰史融入二戰史之中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尚待建構和完善。

　　四是能將二戰史與抗戰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學者人數太少，小語種歷史學人才匱乏。 五是中國的二戰史學術的對外傳播不力，應多考慮如何與西方學者更好溝通交流，讓他們真正吃透中國的史料與觀點。

　　與一些二戰研究話語權比較充分的國家相比，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

　　高士華：高校、研究部門的抗戰史研究一方面各自作戰，缺少統籌，導致大量重復勞動，影響了抗戰史研究及其外宣效果﹔另一方面缺乏國際視野，對國外抗戰史研究的現狀缺乏跟蹤和把握，沒有充分利用外國研究資料。今后，應該展開更廣泛的國際合作研究。

　　胡德坤：大多數二戰的戰勝國和戰敗國都已基本初步完成對二戰的研究。隨著參加過抗戰的老戰士們的相繼離世和一些研究二戰的學者退休，如果現在不加以重視，10年、20年后，更難以完成這一課題。

　　為此，要設立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國家工程。抗戰史研究對於國家而言意義重大，在人、財、物，學術評價體系，學術環境等方面，應給予更多重視。國家層面，對於中國抗日戰爭史學研究要有整體規劃，早布局，早動手。

　　要高度重視檔案資料的收集、整理與研究。要系統搜集整理美、英、蘇（俄）、德、日等國公布的戰時檔案資料，海峽兩岸的抗戰史資料要實現對接。人員傷亡、財產和文化損失以及大屠殺、大轟炸、化學武器、慰安婦等問題，還有老戰士的口述歷史、抗戰遺址等，均應組織人力盡早完成搜集整理工作，為二戰研究工作提供可靠史料。

　　何銘生：要與西方國家史學界共同舉辦國際學術會議。9月初在中國重慶舉辦“中俄紀念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不僅邀請了俄羅斯專家，還邀請了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出席。

　　我本人來自丹麥。如果我不來參加這場研討會，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國歷史學者是怎麼看待中國與二戰的，也不能借鑒和學習其他國家學者在研究抗戰史方面的經驗。這場研討會論文共有64篇，不過全是中文。我學習漢語，所以我能看懂這本論文集，但是大多數西方學者看不懂中文，就不能把這些論文引用在自己的專著中，或刊登到西方國家的媒體上。

　　要與國際二戰史學界建立緊密聯系，開展跨國合作研究。可以邀請西方的歷史學家來中國做研究，到中國的檔案館借閱二戰資料。

　　要積極與西方歷史學者分享信息，因為西方歷史學者知道如何給西方人寫書，如何讓西方人有興趣閱讀。因此，可以讓歐美歷史學家參與進來，和他們共同撰寫關於中國與二戰的英文書籍，促進西方學術界和西方社會對中國抗戰的認識。

　　要互派人員訪問講學，鼓勵更多外國學者來中國學習中文和普通話，閱讀有關抗戰的中文文獻和資料。

　　我寫了兩本有關中國與二戰的書，一本有關淞滬會戰，一本有關南京保衛戰。如果我沒有閱讀中文資料的能力，我根本不可能寫出這兩本書。其實，還是有許多西方歷史學家真的很想了解中國的抗戰歷史，但苦於不掌握閱讀中文文獻和資料的技能。

　　裴京漢：近年來，中國的綜合實力越來越強，西方學者的看法也在轉變，他們越來越理解東方主戰場的重要性。我和美國和歐洲的學者交談時感覺到，他們已經不能忽視東方戰場在二戰史上的重要性。

　　張海鵬：目前，國內學者正在破除“歐洲中心主義”，歐洲人希望自己能走向國際，也在破除歐洲中心主義。一些西方學者開始把眼光轉向中國和中國的抗戰史，轉向東方主戰場。

　　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寫了《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正視中國在二戰中發揮的作用。國際歷史學會秘書長、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歷史系教授羅伯特·弗蘭克也組織法國學者寫了一部二戰的歷史書，主張把1937年“盧溝橋事變”作為二戰的起點。

　　這說明，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歐洲學者正在轉變他們的觀點，開始把眼光轉向中國，開始承認中國戰場作為二戰的東方主戰場的地位。我們要積極建立抗戰史研究的國際網絡。

　　李道新：中國還沒有產生在國際上可與蘇（俄）、美等國並駕齊驅的表現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文學、戲劇和影視優秀作品。

　　以電影為例。二戰結束后，作為戰勝國，蘇（俄）、美電影界生產了大量二戰題材影片，這些影片特有的精神氣質、強勁的傳播效果和巨大的影響力，構建了蘇（俄）、美這兩大戰勝國的二戰話語權。如蘇聯的《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和美國的《辛德勒的名單》等。

　　中國等亞洲國家，盡管也拍攝了大量抵抗日本侵略的電影作品，但由於拍攝水平、市場范圍受限，並沒有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因此也難以在世界范圍內樹立東方主戰場的形象。

　　構建東方主戰場研究的話語權，我們需要怎麼辦？

　　王建朗：今后，如果不加強對海外資料的搜集整理，沒有立足於權威的資料，研究成果就不能讓人信服。

　　為了換取更多歷史資料，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付出了不少努力。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存有長達幾十萬頁的顧維鈞的歷史檔案資料，近代史研究所和哥倫比亞大學展開合作，中方出資金，幫美方掃描歷史檔案資料，實現檔案的數字化，掃描件也給美方一份。同時，請法律顧問全程評估可能造成的風險。此外，還與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直接交換歷史資料。

　　裴京漢：要擴大歷史研究的視野和方法論。其實，抗戰不只是中國一個國家的抗戰，也是東亞的抗戰、亞洲的抗戰、世界的抗戰。要從更大范圍內、更廣闊的視野入手研究。

　　要認真思考兩個問題：在亞洲歷史中如何定位中國抗戰﹔在世界歷史中如何定位中國抗戰。在這個前提下，對抗日戰爭的研究，就不會過於狹隘，抗日戰爭的重要性也會更大。

　　胡德坤：要創造性地構建科學、嚴謹、具有中國特色的二戰史學體系，對日本右翼否定中國抗戰正義性、美化日本侵略的歷史觀給予堅決回擊，對忽視、蔑視乃至貶低中國抗戰的言論予以有理有據的回應。

　　要將中國抗戰史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之中。中國抗戰不僅是為中國而戰，也是為世界而戰，世界支援了中國，中國也支援了世界。必須對戰時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戰時中國與盟國的相互支援、戰時中國與國際秩序、戰時中國對反法西斯同盟的影響等課題進行系統研究，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才能全面、系統地論証出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才能強化中國東方主戰場的國際話語權。

　　要讓中國學者的研究走出國門。把中國歷史學者的研究成果及時譯成外文在國際上出版發行，創辦中國抗戰史研究的英、俄、日、法、德等語種版本的雜志，向全世界發行，擴大研究成果的國際影響。把外國的專著翻譯成中文在國內發行。在紀念中國抗戰的重要時間節點上，媒體要及時跟進宣傳，引領國內外輿論。

　　要打破學科壁壘，充實培育人才。抗戰史和二戰史分屬不同學科，各自的研究人員聯系較少，共同研究更少。要打破這一瓶頸，就要把部分課題設置為由二戰史、抗戰史學者共同申報、研究和完成的課題，培育跨學科研究團隊，造就一批能同時勝任抗戰史和二戰史研究的學者。目前，研究中國抗戰、二戰的人才匱乏，急需一批中青年專業人才。應在高校、科研機構設立專門的學位點，撥出專項指標，抓緊培養跨學科人才，及時充實研究團隊。

　　王建朗：目前，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正與台灣學者共同編撰一本新的《中國近代史》，該書將由30位大陸學者和30位台灣學者就總計60個議題撰寫文章。今后，還將邀請美國、英國的學者參與研究，編撰抗日戰爭的相關書籍。

　　總體研究要深，專題研究要細。各單位進行分工，每個單位負責具體的任務。宏觀觀察必須建立在很細的研究基礎上，這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隻有細，才能深。對一些艱深晦澀的課題，可以考慮對外招標，鼓勵學者前來投標，由國家提供研究經費。

　　陳開科：要加大宣傳力度。這次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閱兵式邀請了很多國家的元首參加，表明了中國開放包容的態度，也非常有助於對中國抗戰國際貢獻的宣傳。

　　應該把抗日戰場的作用作為中國和西方國家文化合作的基本內容之一。中國大力宣傳蘇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俄羅斯也積極宣傳中國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影響力，這樣的合作，可以改變世界對中國戰場地位的認識。

　　黃賢強：要開放更多史料，海峽兩岸應該就有關抗戰歷史檔案的交流展開合作。要鼓勵西方學者使用這些歷史檔案，多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還原歷史真相，對中國戰場的重要性有更多認識。

　　李道新：可以將現有的網絡資源，如“電影網”的中文產品與電影外宣網站“華影在線”的英文產品等實現整合，開發多語種的、內容更豐富的中國電影網絡產品，在超前性、經濟性和技術性等領域均能與國際流行的電影門戶網站相互接軌。

　　（本報記者暨佩娟採訪整理） 

　　《 人民日報 》（ 2015年10月05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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