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當注意到法院進行道歉本身並不少見，只是運用登報這種方式進行道歉少見而已。

至於是運用道歉還是其他方式進行國家賠償，其實，《國家賠償法》是有明確規定的，法院隻要嚴格按照該法的規定去做就行了，並沒有必要在道義上討論道歉與經濟補償哪個更為有意義、更為合適。

近日“法院登報道歉”問題引起了熱議。事情是這樣的：9月7日，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在亳州市委機關報《亳州晚報》上刊登一則公告，為“亳州興邦公司集資詐騙案”中原判有罪的邱超等19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並向他們賠禮道歉。據本案代理律師王錄春說，據其了解，安徽高院的這一做法在全國尚屬首例。有人認為，這是法院在“做秀”，也有人認為應當為法院行為點贊，認為其標本意義不容否定。因為這個問題涉及公眾法律素養問題，值得再啰嗦幾句。

一般認為，一個人，做錯了事，對受侵害一方進行道歉，不僅是道義上的要求，也為解決爭議打下基礎，因為道歉代表了主動認錯，而主動認錯給解決問題帶來了誠意，容易得到對方的諒解事情也就好解決了。畢竟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錯誤就改就好。在這一點上，道歉這一行為本不會引起爭議。容易引起爭議的是道歉的另一種功能。因為道歉本身不僅僅代表了知錯，還代表了一種解決爭議的方式，即通過道歉彌補自己的過錯。正是在這一點上，有人認為道歉僅僅是對受害人名聲的恢復，這是不夠的，還需要有物質的補償。有人則認為道歉這一方式體現了精神方面的認識和追求，比物質上的補償更為有意義。這一點在講信義的中國就具有更為特別的意義，秋菊打官司其實就是為一個說不清楚的“說法”。

“法院登報道歉”引起熱議的肯定不是因為法院做錯了事而道歉本身，而是因為：一是少見，二是怕僅僅是道歉。

首先，我們應當注意到法院進行道歉本身並不少見，只是運用登報這種方式進行道歉少見而已。記得前幾年，出現趙作海案等幾起國家賠償案時，法院甚至會派人登門道歉，只是這次用登報的方式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從而才引起熱議。其次，至於是運用道歉還是其他方式進行國家賠償，其實，《國家賠償法》是有明確規定的，法院隻要嚴格按照該法的規定去做就行了，並沒有必要在道義上討論道歉與經濟補償哪個更為有意義、更為合適。

根據《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國家賠償以支付賠償金為主要方式。”同時，還規定，“致人精神損害的，應當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支付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也就是說，根據法律規定，道歉的確是一種國家賠償方式的一種，但不是主要方式，只是在產生精神損害時的一種替代方式。而2010年修訂前的國家賠償法並不承認精神損害，因此也就沒有道歉這一說，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少見道歉”的現象。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在修訂后的《國家賠償法》中雖然認可了精神損害，但並沒有徹底認可精神損害賠償，主要還是通過“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的方式來解決，只是造成嚴重后果時，才會用“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方式。而本法中也並沒有明確規定運用“登報”的方式進行道歉，運用哪種方式，法院其實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來確定。也就是說，這次的法院運用“登報道歉”的方式進行國家賠償其實是一件普通的法律行為。

總之，法律素養與我們生活中的普通認識的確有關聯，也有區別，它既來自於生活，也高於生活。爭議其實也是一種普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法院登報道歉”是個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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