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兩年一度的兩院院士增選工作啟動，明確要求“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原則上不作為院士候選人”。專家認為，類似張曙光等官員競選院士的現象可以受到限制，但按此規定，大學的校長也無法再成為院士候選人。（1月8日《東方今報》）

　　正所謂“術業有專攻”，學術與仕途，既然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徑，自然難有交集，更不會殊途同歸。從這個意義上說，兩院院士的增選，首次明確將處級以上官員排除在候選人之外，未嘗不是向學術屬性的回歸。往年官員高管們紛紛競逐院士的跨界場景，看來不會再次重演。

　　應該說，將學術與仕途之間涇渭分明的加以區隔，這道“防火牆”當然不是憑空而降。現實中，學術的行政化，權力對於學術的干擾，其實違背了學術發展的客觀規律。由此而生的學術GDP，甚至學術造假現象，更是極大的影響了國內的學術發展與聲譽。讓學術的歸學術，院士增選的過程向“官而優則士”的現象說不，釋放的當然是積極信號。可以設想，當官員不再具備參評院士的資格，不能依靠手中的行政權力與資源去謀求學術上的好處和稱謂，學術環境和氛圍無疑將更加純粹，學術評價與院士增選的過程也將有望更加公允。

　　不過，假如認為院士增選隻需將官員拒之門外，行政權力對於學術的影響力便被徹底消除，院士增選便能回歸學術評價本身，而不再受行政權力與資源的支配，的確也有些過早樂觀。事實上，處級以上官員不得作為院士候選人，僅僅是在院士的入口去官化而已。國內的院士體制本身其實有著深厚的行政體系淵源。例如，國務院規定，中科院院士享受的醫療、乘車方面的工作待遇相當於副部級。不僅如此，在國內等級分明的學術體系中，院士無疑位於最高端，其在各類評審、申請各類重大課題時的優勢，可以說有目共睹。各地方政府和院校更是給院士開出優厚的津貼、年薪和安家條件。

　　不難看出，院士本身已然是一種高高在上的行政級別，不僅享有諸多行政資源，更因此而獲利頗豐。如此背景下，院士增選的入口，卻力圖脫離這一體系，不受行政力的影響，向具備一定行政級別的候選人說不，實在是個自相矛盾的悖論。行政主導下的院士體系，究竟多大程度上能去官化，也就仍然需要打上個問號。

　　此外，“學而優則仕”已然將學術之路導向仕途，優秀學術人才當上院長、校長的更不在少數，那麼，假如這些人的學術貢獻與水平達到了院士的層次，被排除在院士候選人資格之外，又是否公平，恐怕也值得商榷。事實上，國外大學校長當院士的並不在少數，香港科技大學校長便於去年便獲選美國工程院院士。隻不過，相比國內院士所對應的副部級和含金量，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美國國家科學院，不過是一家民間機構，是科學家的自治組織。作為非官方、低調的個人榮譽，自然不必也無需淪為行政附庸。而單純的學術評價機制，反倒可以輕裝上陣，並讓這一榮譽本身更顯分量。

　　基於此，院士增選“去官化”當然不錯，但僅僅是向官員候選人說不，其實還遠遠不夠。唯有院士體系實現獨立，不再依附行政資源，院士才算真正“去官化”。

　　文/武潔

(來源: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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