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學為人師 行為世范

校訓體現了一所學校的辦學傳統、精神風貌，是學校文化傳統和辦學理念的沉澱。通過一個學校的校訓，可以直接觸摸到該校最核心的靈魂和特質。1997年北京師范大學為迎接建校95周年，廣泛征集校訓，作為學校培育人才的指導思想和人才培養的奮斗目標。師生踴躍提出方案，最后經學校討論，選定了啟功先生提出的“學為人師，行為世范”八個字。

中國師范教育制度的建立與教育救國的思潮是緊密聯系的。師范學校被認為是培養國民的思想、知識和能力的源泉。一百多年前，中華民族面臨內憂外患。志士仁人大聲疾呼變法圖強，強調維新之本在人才，人才之本在教育，教育之本在教師。梁啟超在《論師范》中指出：“故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范學堂為第一要義。”正是在“辦理學堂，首重師范”的理念下，北京師范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師范館於1902年應運而生，開中國現代高等師范教育之先河。

1912年，著名教育家陳寶泉出任校長。陳寶泉很重視對學生德智體美勞的全面教育，他認為，今天師范學校的受教育者就是明天社會上的教育者，他們的品德、學識、行為等都將影響青少年，他們應該成為學生的表率。他常對學生說：“你們將來出去做教師，要曉得做教師是不容易的，一舉一動都要為人師表！”當時學校門口挂著一面大鏡子，上寫“整容貌”三個大字，學生進出校門均須穿著校服，佩戴校徽，整理儀容，他們儒雅的舉止，謙恭的儀態在社會上極負盛譽。

范源廉先生任校長期間，十分重視為師之道，提倡人格教育，強調師范生的學識與品德修養。在他親自撰寫的校歌裡寫道：“往者文化世所榮，將來事業更無窮，開來繼往師道貫其中，師道師道誰與立，責無旁貸在藐躬。”老校長李蒸也曾說過，師大對國家的貢獻不是?赫的，而是潛伏的永久的，“為國家樹人大計培植下優良種子”。

北京師范大學112年的發展始終是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抗日戰爭時期，在討論師范教育的出路時，人們提出：“惟收復失地，復興民族，才是我們師范教育的出路，惟有動員民眾，抗戰到底，才是我們師范教育的任務。”“我們師范生應以所特具的吃苦、耐勞、沉毅、果斷，創造以教育為終身職業的硬干精神，發揚光大起來，更飛躍的進展到中國領土之每一個偏僻的角落，而激發起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們的愛國情緒和急切的抗戰工作”。

在近現代中國，由於師范教育的基礎地位和承擔的使命重大，師范院校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是非常鮮明的。可以說， “學為人師，行為世范”早已成為北師大人的文化基因與精神坐標，深深融入北京師范大學的人文血脈之中。教師要“為師”“為范”，必先使自己成為學識廣博深厚、“智如源泉”的“大知”者。為師者不僅要“學高”，更要“身正德高”。崇高德行的養成要靠學問修養，高潔的品行又為“學”提供保障。“學為人師”與“行為世范”二者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突出強調了個人與社會的統一，理想與實踐的統一，知與行的統一。

正如啟功先生所說：“校訓沒有任何人執行考試、考察、判分、評選，實踐校訓關鍵在於師生的自覺性。所學能否真正成為師表，並不是‘職稱’、‘級別’所能衡量或代表﹔所行能否真正成為模范，也不待旁人選舉出來，而是要隨時捫心自問，有沒有可慚愧的思想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