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我國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秘書處提交了《南京大屠殺檔案》和《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的提名表。其中“慰安婦”的申報檔案涉及了四名戰犯的筆供,已經公布的鈴木啟久和佐佐真之助就在其列。我特別注意到,他們在此次公布的親筆自供中都交待了日軍設立慰安所、誘騙和強征“慰安婦”、強奸婦女等惡行,並涉及具體的細節。根據鈴木啟久的供述,1941年,他在安徽巢縣設置慰安所,誘拐了20名中國及朝鮮婦女作為慰安婦﹔1942年,命令所部在佔領地都要設立慰安所,這一年他強征了60名中國婦女﹔1945年又征用了60名中國和朝鮮婦女。佐佐真之助供述,1942年12月至1944年1月,在慰安所糟蹋婦女十數名﹔1944年12月至1945年5月,在湖北當陽、宜昌、荊門,有中國婦女數十名供給日本軍隊“慰安”。
這些自供均經過戰犯本人確認、簽名或直接由本人書寫,是對歷史真相無可辯駁的呈現,是回擊那些質疑和阻止我們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重磅武器,我們必須保全這些真實的原始檔案,作為世界文化遺產,讓我們的子孫后代都能知道、都能警醒。
一直以來,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長期致力於復原“慰安婦”的悲慘歷史,而缺乏檔案史料一直是制約這項工作進行的重要因素。日本戰敗之時,大規模銷毀侵華的原始檔案,導致研究的展開因缺乏第一手材料而步履維艱。所以20年來,我們開展了日軍性奴隸制度的歷史調查,前后獲得百余幸存者的珍貴口述資料,如萬愛花、林亞金(黎族)、李秀梅、鄧玉民(苗族)、朱巧妹、周粉英等,她們無一例外的都被強征為性奴隸。目前還有23位老人生活在海南、廣西、山西、黑龍江、湖北等地。如今,戰犯自供的公布,相當於一份“加害方的原始証據”,具有權威性,與我國“受害方的詢問筆錄”和“加害方的事后回憶”相結合,則構成了多重証據鏈,環環相扣,能清晰、客觀地呈現日軍侵華及強征“慰安婦”的實態,是推進“日軍性奴隸資料整理與研究”這一國家重大課題的重要資源。
當前,日本政府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決定,無異於又要將日本恢復為一個“可以戰爭的國家”,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戰爭欲望沉渣泛起,這種“惡性”為歷史所不容,為世界人民所唾棄,為世界潮流所不允。檔案的公布就是要世人認清日本侵略者的罪惡行徑,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丑惡嘴臉,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理當團結起來,鏟除作惡者的惡性。
同時,我們也期待罪行較輕、認罪態度較好的1017名戰犯自供的早日披露。他們作為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工具和幫凶,首先是加害者,同時,他們也是軍國主義體制的受害者,他們的一生無輝煌可言,無軍功可說,尤顯得可憐與可恥。所以,日本民眾、世界人民都要清醒地認識侵略戰爭的暴虐,防止被軍國主義狂熱分子“洗腦”,警惕和反對阿倫特所說的“平庸的惡”,保衛和平、反對戰爭、銘記歷史、面向未來。
(鄭海鷗採訪整理)
《 人民日報 》( 2014年07月08日 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