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世界杯，讓戰爭走開

　　本周，世界杯足球賽時隔64年再度在巴西舉辦。決戰、?殺等戰爭詞匯一如既往地被媒體用以營造比賽氣氛，但國家間的對抗少了些劍拔弩張，更像官方主題曲的歌名：We Are One（我們是一家）。

　　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是二戰后的首次足壇盛事。擺脫了法西斯陰影，這屆杯賽往后，國際比賽承載和宣泄了各國民族主義情緒，足球運動趁勢蓬勃發展。烏拉圭著名作家加萊亞諾將足球比作“精心編織的戰爭”：11名隊員就是國家的利劍，體育場像一座尖塔聳立、旗幟飄揚的城堡，場地中央，一條白線分割開雙方的領地，每一次敵我對峙，代代相傳的古老仇恨和友愛都在這裡斗爭。足球緊張刺激的集體對抗、群雄割據的國家競爭、難以預料的競賽結果，使之有著戰爭般的魔力，激發出人類本能中對所屬群體的歸屬、忠誠與狂熱，以及對敵方的憎惡、仇恨乃至攻擊。

　　對於懷揣野心的政治家而言，這意味著權威、權力與資源。用政治綁架足球的始作俑者是墨索裡尼。1934年世界杯賽，東道主意大利的國家綱領是法西斯國家至上，執行國家決定是每個人的天職。國家隊就是球場上的戰士，對闖入決賽的意大利隊，墨索裡尼下了軍令狀：“勝利就重獎，失敗就去死。”他還私自任命艾克林德為決賽主裁，執法與捷克斯洛伐克隊的比賽。這名瑞典裁判得到“欽點”，源於他在半決賽中的“出色”表現：多次放過意大利隊員本該判罰點球的犯規，而瓜伊塔打入的制勝球，應歸結於他對意大利前鋒公然沖撞對方門將的視而不見。如預想般，意大利隊最終問鼎雷米特杯，墨索裡尼收獲了空前的人氣。

　　因二戰而中斷的世界杯賽，在12年后重新開始。戰后極端民族主義濫觴，使得比賽結果不僅關乎球隊的榮譽，更關乎國家的復仇與尊嚴。如戰后的歐洲各國對於德國仍是滿腔怨恨，世界杯對他們而言，意義之一就是向西德尋仇。

　　以荷蘭為例，1974年世界杯賽荷蘭隊憑借“全攻全守”戰術盛極一時，與西德隊在決賽中相遇。荷蘭隊同仇敵愾，試圖擊敗西德、報仇雪恥，但遭遇了意料之外的失利。14年后，荷蘭隊終在歐洲杯賽上以2比0擊敗西德隊奪冠，上街歡慶的荷蘭人比1945年真正的戰爭結束時還多。經歷了兩場激戰的荷蘭教練米歇爾斯，在一箭之仇終得報后說出了那句聞名世界的話：足球就是戰爭。

　　強烈的地緣政治意味，使世界杯成了國家間針鋒相對的虛擬戰場，以及宣泄族群情緒和歷史宿怨的合法區域。一方面，這種原始激情的驅動和輻射使國際足球賽事更加緊張激烈，賦予了足球史詩般的沖突美感和象征效應，從而使足球的影響力急速攀升，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運動﹔另一方面，二戰的悲劇使得不少國家對民族主義的表達諱莫如深，但一味壓制民眾心中客觀存在的情緒並非良策，足球比賽為此提供了發泄的出口。即便比賽仍會激起球場內外的暴力，但它已通過注意力的轉移，抑制了人們更加野蠻的沖動。

　　如今，獨裁統治、極端主義、地區戰爭帶來的歷史陰影和地緣怨恨悄然隱退，有戰爭記憶的足球人也在淡出歷史舞台。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席卷使得越來越多曾相互敵視國家的球員為同一俱樂部效力，而他們在俱樂部共處的時間甚至遠遠超過了各自效力國家隊的時間。比如，作為南美世仇巴西和阿根廷各自的球隊領袖，內馬爾和梅西是巴塞羅那俱樂部關系甚佳的隊友，巴西和阿根廷兩隊近年的對抗，那種刺刀見紅的火藥味也在逐年散去。

　　商業化而非民族主義，成為當代足球的首要動力。方興未艾的俱樂部賽事在影響力上漸漸超過了國際賽事，並不斷削弱著后者的激烈程度。雖然當初具有濃烈地緣政治意味的對抗在國際足球舞台上將愈加稀少，但從國際關系的角度來看，這種超越國界的融合，或許才是國際和平與合作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