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的生育观和生育行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趋同现象。根据当时的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农村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44,与城镇人口相比,仅仅高0.46。而流动人口中,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和发展中心学者陈卫和吴丽丽合作的《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在328445名15~49岁育龄妇女中,城市外来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0.94,农村本地人口为1.28,城市本地人口为1.01(第一财经日报10月21日报道)。
不仅城市居民生育意愿下降,农村人口生育意愿也在同步降低——这打破了公众和媒体的传统印象,但其实在情理之中。
城市化加速了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下降,是报道中提出的原因之一。确实,农民逐渐走向城市化,收入增加的同时,其他生活成本也在不断增加。一个在城市打工十多年甚至更久的农民工,要保证子女的衣食住行以及基本的读书医疗保障,费用开支比在农村可多得多。
城市幼儿园动辄一学期几千上万的费用,子女得了感冒就要掏几百元的看病账单,让那种“桌子上添双筷子就能多养活一个小孩”的农村生育模式一去不复返。
同时还要看到,作为父母,农村流动人口支撑家庭运转的生存途径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以往在农村,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分农忙和农闲时分,照顾几个孩子时间还比较充分。可是进入城市后,农民被纳入到工业化体系,工厂或者企业最大的规律就是节奏化,不可能随时请假,经常还要加班,农村流动人口如果是双职工家庭,根本就不可能应对两个以上孩子的抚育诉求。
这恐怕就是城市化进程带给农村人口结构的最大改变。城市化提供给农村人口更多的发展空间和选择机遇,也获得了更好的收入增长,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以挤压农村传统家庭生育和抚养模式为代价的。农村人口生育意愿下降源于“养不起”,这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抚养孩子经济开支的增加过快,农村人口靠打工挣的那点收入无法承受。二是农村流动人口必须适应快节奏、高强度和高压力的企业需求和城市化规律,机会成本过高,为此必须要牺牲生育更多孩子的意愿。
养一群活泼好动的孩子,白天君来耕田妾织衣,夜晚对窗遥望星漫天,这本来就是诗意化的生活场景想象,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深入,除非农民们宁肯老死日渐凋零的故土,否则就会被不由自主地卷入城市化列车,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结构也就随之而发生解构。多养孩子不如少养甚至不养,几乎就成为年青一代,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人口的共同选择。
经济越发展,人们越不想生,这个悖论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挑战,中国也概莫能外。为今之计,决策者只能通过放宽计划生育,增加社保覆盖面和保障力度、加大基础教育投入等政策,从而激励民众的生育意愿。否则,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迟早会下降到与城市人口趋同的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