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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诱官员再敲诈”屡屡得手说明什么？

蒋萌

2015年09月29日15:52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手机看新闻

“同样救人牺牲”为何“抚恤金迥异”？

背景：今年河南南阳社旗县出现了两名为救同学英勇牺牲的青年，两人均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不过，两人均未得到见义勇为组织的表彰，而且两人家庭得到的抚恤金一个是13万元，另一个是66万元——足足相差4倍。

华商报发表木须虫的观点：按照当地相关部门的解释，见义勇为救助没有统一标准，或许这是一个理由，道出了见义勇为保障立法滞后的弊端，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一方面没有统一的标准，并不代表实际操作中不能确立统一的尺度；另一方面，国家层面并非没有相关的政策可以参考，比如，2012年7月国务院转发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对不属于烈士和视同工伤的，抚恤金的计算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40个月的解放军排职少尉军官工资标准发放一次性补助金。根据2013年的数据，2014年在河南省被认定见义勇为者应获得不少于50万元的抚恤金。此外，保障机制设计的缺位，对见义勇为的救助，到底是见义勇为基金支出，还是政府财政承担，界线很模糊，易使得见义勇为者权益救济落空，或衍生出认定标准不一、救助标准不一等诸多问题。

京华时报发表朱恒顺的观点：见义勇为、匡扶正义，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但是，全国性统一立法的滞后，使得一些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有的人见义勇为行为迟迟得不到表彰，有的人甚至因为见义勇为行为，生活陷入窘迫。因此，加快全国性统一立法，以法律保障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已显得非常迫切。国家主管部门应该高度重视社会各界的意见，加快见义勇为法的起草进程，以全国性的法律来明确见义勇为的概念、申报程序、认定机构、抚恤奖励政策、救助安置以及见义勇为审批的公示、异议机制等，从而使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避免“流血又流泪”，鼓励更多的人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带动更多的人发扬传统美德，弘扬社会正气。

小蒋随想：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人的心中有一种无形标尺，正因为有这种无形标尺，人类社会才逐渐形成道德与文明。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出更高层级、更为恒定的法律法规。我们常听说“法不外乎人情”，意思是法律不会超出人情伦常之外，原因就在于此。理解了这些，人们自然难以理解，为何同在一个县，两件情节相似的英勇救同学而牺牲的事迹，当事人的抚恤金却相差四倍。人们必然会质疑该县有关部门没有一碗水端平。当地回应“没有统一标准”，可能引发群众更大不满——当地管理者的心理天平难道就此倾斜，管理者的“心秤”被置于何处？即便有法，徒法也不可自行。这年头行政违法、某些领导不按规章办事的情况还少吗？如果某些人心本身不敬畏并恪守公平与公正，是更令人愤懑并担忧的。

“色诱官员再敲诈”屡屡得手说明什么？

背景：备受关注的湖南“衡阳雷政富案”，近日不公开庭审。媒体报道，在此案中被色诱或敲诈的“受害人”55人，涉案金额达250多万元，涉及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多地，“大部分是官员”。如此多官员卷入其中，颇让人震惊。

京华时报发表井桥夕的观点：其实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即包含两个层次。所谓的贪腐问题，不管是否有色诱偷拍，甚至不管是否有作风问题，都应当严肃依法查处。这与色诱偷拍完全是两码事。一些官员落马的下场，只不过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结果罢了。勒索的犯罪行为，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这点必须要“拎得清”。对色诱偷拍者来说，触犯了法律就必须要付出代价。对基层治理来讲，该由纪检部门出手的，日常督查要跟得上，尤其不能等偷拍者替自己“清理门户”。贪腐的归贪腐，失足的归失足，才是法治精神之所在。

新京报发表魏英杰的观点：那么多官员掉进陷阱，也和一个情节直接相关。那是在2011年的时候，湖南常宁市警方抓获了该团伙若干成员，从相关不雅视频查明，此案涉及其他官员。但当地警方既没有深挖真相，也没有将有关情况通报纪委部门，甚至在相关当事人说情、行贿的情况下，销毁相关视频。最后，这个团伙仅3名人员被判缓刑，其他成员安然无恙。从直接后果看，这造成该团伙后来变本加厉，扩大其作案范围和对象，导致卷入其中的官员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官员一旦出事，倘若用权力或金钱能够摆平，这难免令其心怀侥幸。如果什么都靠自觉，铁打的官员也难免有双脚发软的时候。这桩案件，说明了一旦发现相关违法、腐败线索，必须一查到底、不留死角的重要性。

小蒋随想：柳下惠的故事之所以流芳千古，就是因为坐怀不乱。这也反证了，绝大多数男人做不到被女色诱惑时还能保持心如止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许多男人的“劣根”。如果仅就男性来说，色诱并勒索可能形不成“规模”，也不会有啥“影响力”。而放到官员这一群体中，这种事却能微妙地发酵。这是因为，官员在当下社会中是较为特殊且敏感的一个群体。一方面群众在办事时往往要“捧”着官员，另一方面群众又痛恨权力的傲慢与腐败；某些官员一方面因掌握权力自我膨胀乃至妄为，另一方面又惧怕反腐、出丑必掩盖子。这种微妙关系给不法分子对官员“色诱钓鱼”、再敲诈勒索带来可能。“衡阳雷政富案”被揭开，一些群众可能感觉挺“解气”，乐见某些往日道貌岸然的“官爷”完蛋。可现实中的官僚作风能否得到扭转，某些干部嘴上说的“为民服务”能否兑现，恐怕还得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