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高官”落马与“华服下的虱子”

“高学历高官”落马与“华服下的虱子”

背景：自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老虎达到120人，翻看他们的履历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高学历的群体。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研究生人口比例为3.9%。，而官员的研究生比例为79%，相差超200倍！落马的81位省部级老虎里就有25位博士、39位硕士，这样的高学历，并没能拉升领导者的素质。

北京晨报发表佟彤的观点：高学历却带头违法犯罪，至少说明两个问题。首先，这些“博士”“硕士”的真实“含金量”值得怀疑。社会上有一种花钱买学位的不正之风存在，更何况花钱的人还手握权力，所以，此博士已经非彼博士，他们的“硕博士”学位就像案发前担任的职务一样，不代表学问和职责，甚至只是他们官场包装的“标配”之一。其二，如果没有道德对知识的造就，后者可以成为杀人的利器，就像原子弹是知识的产物，但失去了道德的驾驭和约束，就可以成为危害人类的武器。所以有人说，“凡是在知识上有进展而在道德上没有进展的人，那便不是进步而是退步。”当知识没有用在正路上时，知识和学历就可能成了这些人在道德反向道路上的“加速器”。

华商报发表王聃的观点：官员特别是高官往往行政事务繁多，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那么，当官员动辄就是硕士与博士，乃至博士后，只有如此解释才是成立的：很多人的学历或通过不当手段获得，或存在造假的可能。当官员的功利之心与提拔中对学历的重视邂逅，自然就是对学历的过度追逐。为什么落马官员对高学历的趋之若鹜，总能顺利地达到目的？高校为什么格外青睐给高官颁发学历证书？高校其实是在把学历作为筹码，换取种种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社会资源。说白了，在部分落马高官失常的高学历背后，有着一个“互功利”的社会。

小蒋随想：电影《天下无贼》中有句台词——“开好车的就一定是好人吗？”按照这个逻辑还可以发问：有高学历就一定有高素质与良知？显然，答案不那么肯定。抛开那些“买学历”的，即便是“全日制”读出来的学历，也不一定都过硬。君不见，行政化的高校媚权严重，课题审批往往要走“上层路线”，学术老板屡见不鲜，管理风气很不健康。此外，学术行为不端、论文抄袭造假多发，更深刻伤害着纯粹的学术肌体。高等教育呈现低质趋势，许多研究生到毕业都不知道自己“研究”出了什么，反倒出现了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学历高官落马，只是印证了在学历的华服下也可能爬满虱子。

局长长期脱岗并贪污，同体监督哪去了？

背景：陕西省华县移民开发局局长薛英勋在西安一家民营企业兼职长达四年，先后从这家民营企业领取工资福利超过100万元。同时，薛英勋还将移民局两部公车租给这家私企，并将7万元租金占为己有。据此，检察机关指控其贪污公款，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薛英勋贪污罪名成立，但免予刑事处罚。截至目前，薛只受到被停职的处理。

京华时报发表阿莽的观点：华县移民局党支部书记李宏涛说，自己来移民局工作好多年了，但也是在法院开庭后，才知道薛局长在外面兼职。另有移民局工作人员称，薛英勋在外兼职，局里许多人心知肚明，但都不敢说，“怕被收拾”。书记这样平静地对待这个事情，员工更搞不清这个人到底还是不是自己单位的局长。荒诞被如此平和地漠视。还有，薛英勋在法庭上辩解，自己租给所兼职公司的两辆车不是公车——从原单位带到新单位的车不是公车，用单位小金库买的车不是公车。如此错位的认知、如此搞怪的狡辩，却有着自以为是且顺理成章的心态与逻辑，直令我等平民百姓瞠目结舌。

新京报发表陈小二的观点：一般来说，对涉嫌违纪违法的官员，党纪政纪处分在前，法律惩罚在后。先被“双规”，然后被处以党纪处分，随之被移送司法机关侦查、审判——这是官员落马的常见“路线图”。像华县这位移民开发局局长这样，都被司法机关认定贪污了，居然还没被免职的情况，实属罕见。事实上，之所以出现如此咄咄怪事，当地纪委难辞其咎，一方面，放任重要岗位领导干部在外兼职四年时间而未察觉，有失察之责；另一方面，对已经发现问题的官员“心慈手软”，这不是保护干部，而是罔顾党纪国法，说好的“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去哪儿了？

小蒋随想：据说，薛英勋在西安兼职期间每周只有星期一在移民局办公，其他时间均为电话遥控指挥。有时县上领导打电话找他，他都会说自己正在下乡。连堂堂局长都长期脱岗，移民局有多人浮于事，可想而知。精简机构、裁剪冗员在一些地方不是没搞过，但透过本例，效果如何不言自明。再看监督，薛在外兼职“局里许多人心知肚明”，却“怕被收拾”不敢说，移民局党支部书记说“不知道”，更像是装糊涂。薛总说自己“正在下乡”，下乡总有任务吧，县上领导就不核实一下？一个局长在外面混了四年，还把公车租出去捞外快，这不是薛英勋太狡猾，而是同体监督无能不作为之耻。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